《致命的自负》.(英).哈耶克.精校文字版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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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2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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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: 致命的自负
别名: 西方现代思想丛书
作者: [英]哈耶克
译者: 冯克利
资源格式: PDF
版本: 精校文字版
出版社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书号: 978750042793X
发行时间: 2000年09月01日
地区: 大陆
语言: 简体中文
致命的自负 简介:
致命的自负 内容简介:
《致命的自负》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,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。该书可以算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致力于探讨市场文明的运行原理,反对计划经济选择的一个总结。
《致命的自负》1978年,年届80高龄,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,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。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,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,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。
《致命的自负》不管是以科学、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,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,而且历来如此;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,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。哈耶克把支持自由市场的主要论点写在一份宣言里,然后又压缩成了这本小书。
致命的自负 内容截图:
致命的自负 目录:
编者前言
序
导论: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?
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
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
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
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
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,它主要是
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
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
第二章 自由、财产和公正的起源
自由和扩展秩序
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
“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”
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
……
致命的自负
第 1 页
导论: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?
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……实际上我们可
以说,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 …它如此壮丽, 产物
如此大胆,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。如果我们想
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,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,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。
路德 冯 维希 米瑟斯
本书所要论证的是,我们的文明,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
维持,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,它的准确表述,就是在人类合作
中不断扩展的秩序。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
的称呼是资本主义。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,我们必须明白,这种
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,而是一个自发的
产物: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、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
中产生的,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,他们通常不理解它
的含义,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,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
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 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 它们
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。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、迟疑不决地、甚至
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,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
值的信息的机会,使他们能够“在大地上劳有所获,繁衍生息,人丁兴旺, 物产丰盈( ”《旧约 创世记》 。大概这个过程
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。第 2 页
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们不但结论不同,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。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,这一点对我
的论证至关重要,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。我打算承认,如果社会
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,从
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,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,根据某些道德
原则进行收入分配,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
的用途,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,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
有的前提。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,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,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
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。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。因为除了
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,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
够告诉个人,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,才能为总产量
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。
我的论证的要点是,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
展秩序的人为一方,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
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,他们之间发生的冲
突,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、如何能够产生
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,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。作为
一个事实问题,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。这种研究证
明,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、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
(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
统),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,要大于那些自称严
格遵循“理性”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
用的数量。因此,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;
进而言之,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,这些问题不单纯是
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。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
规范,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,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第 3 页
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,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,其中前三章勾画出
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,社会主义的
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。相反,它们
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,而这种体
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,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。
它认为,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,因此他
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、更令人满意的系统。但是,如果人
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、受规则支配的、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
行为方式,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,便去选择
另一种行为方式。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,不亚于一个
生死存亡的问题。遵循社会主义道德,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
人遭到毁灭,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。
所有这一切,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
的重要问题。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,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。所谓“正确运用理性”,我
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,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,它要正
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,即在
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,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
划。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著作,怎
么会抨击理性呢?我也不想否认,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,采
取点滴改进的方式,理性可以在评价、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
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。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,本书所反对的
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,即我认为体现着
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,一种我称之为“建构论
理性主义” )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。
因此我不想否认,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,更
不打算认为,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“社会公正”为取向的我
们的整个道德体系,不可能进行改造。但是,我们只有检视一种第 4 页
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,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
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,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
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。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
的,因为说到底,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
点,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,社会主
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。
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
价值;下面我将证明,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“社会公
正”这一概念,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,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
意义的概念。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
样,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,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
德的决定。
我的工作起点,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,即“道
德准则……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”(《人性论》,。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,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
回答的基本问题,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,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。
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,因此
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,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
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 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
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,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
重要。
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,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
老观点上,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,而
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。
这种观点,不仅在经济学中,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,即今天人
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,都是正确的。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第 5 页
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,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
于某些过程,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,并且对
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我最初开始工作时,感
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,几
它们 乎是在孤军奋战。但是在这段时间,对这类问题的研究
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,如自发生成论、控制论、内生平衡、自发
秩序、自组织、协同论、系统论,等等 变得如此之多,使我
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。因此,本书只能说是为一
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。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
化论的(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)伦理学的逐渐发
展,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,并对后者有所
帮助,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。
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,不过它的
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,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
一,即社会主义,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,尽管它有可
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,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
中领导,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
活水平,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。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
了论证,在这一部分,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
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。在第七章我转向我
们的语言,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
坏,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,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。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
者,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,即人口爆炸削弱了
我的论点。最后,在第九章,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
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。
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因此我应当指
出,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(波普尔,第 6 页)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(哈耶克,)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,是进化论的认识
论的 ;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, 发展(坎贝尔,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。我在本书
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,它们虽然极其重要,但基本上仍然没
有得到人们的重视。
我主张,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,还要有道德传统的
一种进化论解释,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。当然,人类
交往的传统规则,就像语言、法律、市场和货币一样,都是一些
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。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,人类现在必须
放下架子,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。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
成,它的基本观点就是,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,也不是来自
理性的创造,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 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,它处在“本能和理性之间” 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,它能够
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,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。我们的道德
传统,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,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
物,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。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
到奇怪或不解,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。第 7 页
习惯乃人的第二本性。
西塞罗
我们所谓来自天性的良 ,是从习惯中诞生的。 心
蒙田
它们总想彼 我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, 此分离。
歌德
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
在早期思想家看来,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
的想像范围的秩序,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。甚至亚里士多德这
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,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
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 (《伦理学》, ,因此一个拥有
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。然而,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,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。亚里士多德虽然作为一个
科学家成就斐然,当他把人类秩序局限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
时,他的言论所依据的却是自己的本能,而不是他的观察和
思考。
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
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,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
境或成员而产生的。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
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第 8 页
活,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,形成了人
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。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,主导着一
个群体内的合作,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,仅限于相互了解和
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。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,对
主要是食物来 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 有 源和藏身之地
着相似的感受。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,他们通常还认
识他这个人。
虽然更为丰富的阅历会使这些群体中一些较年长者取得一定
的权威,但主要是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。休戚
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,对这些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。这些
本能适用于自己团体中的成员,却不适用于外人。因此这些小团
体中的成员只能以如下方式生存:孤立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死人。
可见霍布斯讲述的原始人的个人主义,纯属无稽之谈。野蛮人并
不是孤立的人,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。根本就不存在“一切人
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” 。
当然,假如我们现在的秩序尚未存在,我们大概也难以相信
任何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产生,我们会不经意地把任何有关这种秩
序的记载视为天方夜谭,认为它不过是在讲述一些不可能发生的
事情。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,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
构的人类,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
则,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、诚信、契约、交换、贸易、竞争、收
获和私生活的规则。它们不是通过本能,而是经由传统、教育和
模仿代代相传,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
围的禁令 ( “不得如何” ) 。 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
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(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,然后又扩展到更
大的范围),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,由此建立了文明。
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,我愿意用“道德”一词来
定义它,它制止或限制了“自然道德”,即让小群体聚集在一起第 9 页
并保证该群体内部进行合作的本能,其代价则是阻止或堵塞了它
的扩展。
我愿意用“道德”一词来定义那些非本能的规则,它使人类
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,因为道德规则的概念,只有把它一方面
同冲动和不假思索的行为相对照,另一方面同对特定结果的理性
思考相比较时,才是有意义的。本能的反应不具备道德属性,用
“利他主义” 之类概念来说明这种反应的 “社会生物学家( ”如果
他们想做到前后一致,就应当把性交看做最利他主义的行为),显然是错误的。只有当我们的意思是,我们“应当”遵守利他主
义情感时,利他主义才成了一个道德概念。
当然可以认为,这很难被说成是利用这些概念的惟一方式。
曼德维尔认为“把我们变成社会动物的伟大原理,支撑着生活的
一切生意和行业的牢固基础,无一例外全是罪恶”
这让他的同代人义愤填膺,他的确切意思是,扩展秩序中的规则
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。
一旦我们不把道德规则视为内在本能,而是把它视为通过学
习得到的传统,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感情、情感或感觉之间的
关系,便会引起各种有趣的问题。例如,虽然道德规则是通过学
习得到的,但它未必总是会像明确的规则那样发挥作用,它可以
像本能一样,也表现为对某些行为模糊的厌恶或不快。这种感觉
经常告诉我们如何对内在的本能冲动做出选择。
有人也许会问,对本能的要求施加的限制,如何能对更多成
员的行为进行协调呢?举例来说,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
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,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。因为
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,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
邻居相待,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,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,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
主义的规则。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,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第 10 页
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。这样说吧,如果对媒体轰炸
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,就会造成沉重的费
用,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,并且很可
能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
的特殊立场的工具。这不会给我们有着合理关切的那些不幸提供
正确的改进之道。同理,要想让统一的抽象规则适用于一切人的
关系,让它超越各种界线,甚至国家间的界线,则必须扼制对外
人本能的进攻性。
因此,为了形成超越个人的合作模式或系统,要求每个人改
变他们对他人的“出于天性的”或“本能的”反应,而这是件受
到强烈抵抗的事情。这种与天生的本能,即曼德维尔所说的“私
心之恶”的冲突,可以变为“公益”;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
发展,必须限制某些“善良的”本能,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
源的结论。例如,卢梭是站在“天性”一边的,虽然他的同代人
休谟明确说过,“如此高贵的情感(譬如乐善好施),就像与此几
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,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
社会”
必须一再强调的是,人们痛恨对小团体中的习惯做法的限
制。因为我们就会知道,遵守限制的个人,虽然他的生活要取决
这些限制,但是他并不理解,一般说来也无法理解,它们如何发
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。他知道许许多多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东
西,却不允许他去拿到它们,他搞不清楚,他所处的环境中另一
些有利的特点,为何取决于他必须服从的纪律 禁止他 取这
些同样有吸引力的东西的纪律。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些限制,但很
难说我们能够选择它们,倒不如说是这些限制选择了我们:它们
使我们得以生存。
许多抽象规则,譬如对待个人责任和分立的财产的规则,都
与经济学有关,此事并非偶然。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,一个大第 11 页
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,如何产
生出了人类 斯密首先领悟到,我们碰巧 交往的扩展秩序。亚当
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,它处在我们的知
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。他的“看不见的手”,大概最好应当被说
成是一种看不见 。 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 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
了解、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 譬如通过 下
去做某些事情。在我们的 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 经济活动
中,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,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
的物品的来源。我们所服务的人,我们几乎全不认识,甚至我们
不在乎他们的生存。同时我们的生活,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
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。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,不
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 经济的、法律
的和道德的 之中,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、从我
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
为规则,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。
现代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扩展秩序如何能够产生的原因,以及
它自身如何形成了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,它能够使广泛散布的信
息公之于众并使其得到利用,这些信息不用说哪个个人,即使是
任何中央计划机构,也是无法全部知道、占有或控制的。斯密明
白,人的知识是分散的。他写道, 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
产业,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,显然,每个人在自己所处
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,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
做出的判断, 。或者像一位 世纪头脑敏
锐的经济思想家所言,经营所需要的“有关成百上千个具体事物
的琐细知识,也只有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才会去学习”(贝利,。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,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
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,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。在以这
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,人们再无必要(像小团体第 12 页
那样)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,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,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。
这种发展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明显。甚至在生物
学领域,从严格意义上说,“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
用资源”,因此“进化也是‘盲目地’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。此外,一位现代生物 途径( ”霍华德, 学家也正确地
指出,“伦理学就是对资源 。 所 有 分配的研究”(哈丁,这些言论都指出了进化论、生物学和伦理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
系。
,就像它的近义词“系统” 秩 序 ( 、“结构”和“模式”
一样,是个难以把握的概念。我们需要对两种既有所不同又相互
联系的秩序概念加以区分。作为一 ”既可 个动词或名词,以用来指根据我们的感觉从不同方面对物体或事件加以排列或划
分的精神活动的结果,譬如科学对感性世界的重新排列向我们表
,也可以指人们设想客体或事件在 明的情况(哈耶克, 一
定时间内所具有的、或人们赋予它的一定的物质格局(
(规律)源于拉丁语中用来表示规则的
一词,它当然不过是同样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不
同的时空方面。
记住这一区分,我们可以说人类获得了建立事实上的秩序格
局以服务于其各种需要的能力,因为他们学会了根据各种不同的
原则,把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感官刺激因素( )加
以秩序化,把重组的格局叠置于( )由感觉和直
觉所造成的秩序或分类之上。秩序化是从划分客体和事件的意义
上说,主动对它们重新加以安排,使其产生可取的结果。
我们主要利用语言学会了对客体进行分类,我们不但用它去
标明已知的各种客体,而且用它标识我们所认为的各种相同或不
同的客体或事件。我们也从习惯、道德和法律中了解不同的行第 13 页
会产生的预期后果。例如,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价值或价格,可
以进一步成为根据行为对秩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手段;
在这个秩序中,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因素,而这个整体绝不
是由他创造的。
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;这个过程与它最终发展出
的世界范围的文明所能够给予人的提示相比,其持续的时间要长
得多,它所产生的形态变异也要大得多(大概用了几十万年而不
是五六千年的时间);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。这种秩序
中的各种结构、传统、制度和其他成分,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
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。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,并不是因
为人们认识到它们更为有效,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,而是
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,并且能够把
外人也吸收进来。
可见,这种进化是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得到了
扩散而产生的,它类似于生物进化,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又和它有
所不同。下面我将讨论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,不过这
里应当指出,生物进化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,因而它在文明得到
发展的一两万年的时间里,并不足以改变或代替人们天生的反应
方式,至于那些其祖先只是在几百年前才加入这个过程的大量成
员,这种极缓慢的过程就更不足以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了。但是
就我们所知,一切新近开化的群体,都表现出一种通过学习某些
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。由此可见,文明和文化的传递,几乎不
可能受遗传的决定。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
会的。
就我所知,最早对这些现象做出明确阐述的是卡尔一桑德
斯,他曾写道,“人和群体是依照他们遵守的习惯得到自然的选
择,正像他们也根据精神和生理特征得到选择一样。遵行最有利
的习惯方式的群体,在相互毗邻的群体之间不断的斗争中,会比第 14 页。不过 那些行为方式不利的群体占有优势” 卡
尔一桑德斯强调的是限制人口而非增加人口的能力。较为晚近的
研究见阿兰德( ;法布( ;辛普森反对生物学的
观点,认为文化是“更 坎贝尔, 为强大的适应手段”(见;波普尔认为,“文化进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进化。杜拉姆则强调了(见查哥农 的过程”(波普尔等,特定的 等, 习惯和属性在提高人类生殖能力上的作
用。
这种通过学习规则逐渐消除本能反应的过程,使人和动物有
了越来越大的区别,尽管喜欢本能的集体行为的禀性,仍然是人
类所保留的若干动物特征之一(特罗特, 。甚至人类的动
物先祖,在它们通过模仿变成现代人之前,就已经具有了一些
“文化”传统。这种文化传统也有助于某些动物社会的形成,譬
如在鸟类和猿类中间,甚至很可能还有另外许多哺乳类动物(邦。不过,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 纳, ,要归因于由文化
决定的对本能反应的限制。
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,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,甚至像遗
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,它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,然
而我们无法对决定着行为的这两种因素做出明确的区分,因为它
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。在幼儿期就学会的行为方式,已
经变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,在我们开始学习时便支配着我们。
甚至人体都会出现某些结构上的变化,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类更充
分地利用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机会。被我们称为“智力”的抽象结
构,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遗传并内在于我们中枢神经的生理结构之
中,或者它不过是个使我们能够吸收文化传统的容器,就我们这
里的讨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。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的结果都可以
称为传统。重要的是,它们之间往往以上面提到过的方式发生冲
突。第 15 页
甚至某些几乎有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,也无法证明它们是由
遗传决定的。有可能恰好存在着一种可以满足形成扩展秩序的要
求的方式,正像翅膀是能够让有机体飞翔的惟一手段一样(昆
虫、鸟类和蝙蝠的翅膀有着十分不同的遗传来源)。也可能从根
本上说只存在着一种发展有声语言的方式,因此存在着一切语言
都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,这种现象本身也不能证明,这些属性是
归因于本能的特征。
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
文化的进化,以及它所创造的文明,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分
化、个体化、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巨大的扩张,但是它逐渐产生的
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我们并没有摆脱我们从人人相识的小群体那
儿得到的遗产,这些本能也没有“调整”得完全适应相对较新的
扩展秩序,或因为这一秩序而变得无害。
不过也不能忽视有些延续下来的本能是有利的,其中包括至
少部分地消除了另一些本能模式的特殊属性。例如,当文化开始
消除一些本能的行为模式时,遗传进化大概也赋予了人类个体许
多不同的特征,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较之任何其他非家庭动
物更为深入其中的许多不同环境 甚至在群体中日益发展的分
工为特殊形态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之前,大概就已经如此了。在
这些有助于消除另一些本能的内在特性中,最重要的是向自己的
同胞学习 尤其是利用模仿 的巨大能力。提供这种能力的
漫长的幼儿期和青春期,很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所决定的关键性
最后一步。
然而,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,不但有个体,还有许多常常相
互重叠的次级秩序,在这些秩序中,古老的本能反应,如休戚与
共和利他主义,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继续保持着一定的重要性,第 16 页
尽管它们本身并不能给更加扩展的秩序创造基础。我们现在的一
部分困难在于,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,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
的秩序中,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
的感情。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(例如小部落或小群体或我们家
庭)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、不加限制的规则,用于宏观组织(如
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 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使我们愿 )
意这样做 我们就会毁了它。但是,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
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,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
裂。因此,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。用“社会”一
词来指这两种组织,甚至只用它来指其中之一,几乎没有任何好
处,这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(见第七章)
我们同时生活于两种秩序之中并将它们加以区分的有限能
力,虽然具有某些优势,然而这绝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。我们
的本能的确常有倾覆整座大厦之虞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,本书
的主题类似于弗洛伊德的《文明及其不满》 ,虽然我的结
论和他大不相同。在人的本能偏好和使他们得以扩展的通过学习
得到的行为规则之间的冲突,即 坎贝尔所谓的由“压抑性
或禁忌性道德传统”中的清规戒律引起的冲突,大概是文明史中
的一个主要问题。当哥伦布遇到野蛮人时,似乎立刻就认识到他
们的生活更多地满足着人类的内在本能 下面我将做出论证,我
认为渴望高尚的原始人生活这种返祖感情,是集体主义传统的主
要根源。
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
难以指望人们会喜欢和他们某些最强烈的本能正相抵触的
展秩序,或他们会很容易认识到这种秩序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向
往的物质上的舒适。这种秩序,从它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禀性这第 17 页
个一般意义上说,永远是一种“非自然的”秩序。因此,人类在
扩展秩序中所做的许多好事,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;不过,基
于这个原因便把文明贬低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却是愚蠢的。只有从
我们的大多数价值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理性出自
人为这个意义说,文明是人为的产物这种说法才是有意义的:它。 但是从另 们不是经由遗传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中 一种意义上
说,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: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,它
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,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(见附录
不错,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,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
业,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“利他主义”愿望。恰
恰相反,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,经常要求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我们
的本能促使我们做的事情。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冲突的,并不像
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,是在感情和理性之间,而是在内在本能和
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之间。不过我们应当理解,同具体的个人可
以采取的大多数直接的“利他主义”行为相比,遵守这些通过学
习得到的规则的确会产生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。
人们对市场秩序的原理知之甚少,“合作胜过竞争”这种普
遍观点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。合作就像休戚与共一样,在很大程
度上要以在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。在一个成员有着共
同的具体习惯、知识,对各种可能性有相同看法的小团体里,这
样说是有意义的。如果问题在于适应未知的环境,它便没有多少
意义了。但是,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,正
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。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,是一种包
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,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
应;我们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,而不是通过合作,逐渐提高了我
们的效率。
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的结果,要求参与者遵守规则,而不是
诉诸武力。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。(只有在对所有人第 18 页
形成共同威胁的暂时紧急状态中,相同的目标才能够做到这一
点。“战时同仇敌忾的道德”能够唤起休戚与共的感情,但这也
是向更野蛮的合作原则的倒退。)在自发秩序中,为了让人们各
得其所,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
段了解得一清二楚。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。在调整中产生出秩
序的各种规则,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
了解,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
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 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,而
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、不断“试验”的结果。当
然,并不存在试验的意 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, 图
它类似于遗传变异,其作用也大体相同。
规则的进化远不是一帆风顺,因为贯彻这些规则的力量,一
般而言会抵抗而不是协助同传统的对错观相抵触的变化 。反过来
说,新近学会的规则,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人们所接受,贯彻起
来有时又会阻碍进一步的进化,或对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的进一
步扩展形成限制。握有强制力的政权,虽然一刻不停地传播在统
治集团中得到赞同的道德观,但是它却极少主动去促进这种协调
力量的扩展。
因此证明,同文明的限制相对立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,它只
适用于那些遥远过去的群体的规模和所处的环境。但是,假如文
明是由道德观的一些未被欲求的逐渐变化造成的,那么我们也就
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 么普遍正确的伦理学体系,大概我们并不愿
接受这样的结论。假如死板地从这种进化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
说,无论演化出什么规则,总会或必然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
和增长,却是错误的。我们需要借助经济分析的手段(见第五
章)证明,自发产生的规则是如何促进了人类的生存。当然,认
识到规则一般是通过竞争,按照它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而得到选
择,并不能使那些规则免受批判的检验。姑不论其他原因,单第 19 页
文化过程经常受到一些强制性干涉而言,也不能这样说。
不过,理解了文化进化,当然会消除对既有规则进行怀疑所
能带来的好处,会让那些希望改进规则的人承担起证明的责任。
哪怕无法证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,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历史的、进化论的考查(譬如第二和第三章中的说明),也会有助于解释
这种虽然既不为人们所知也不在人们预料之中,但更有生产效率
的传统是如何出现的,以及它们对置身于扩展秩序之中的人具有
的深刻意义。不过我想先把横在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清除掉,即
在我们采用有利做法的能力的性质方面,广泛存在着一种错误的
认识。
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,它主要
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
我们说过,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,是我们漫长的本能发
展过程所提供的主要好处之一。大概人类个体由遗传赋予的超越
了本能反应的最重要能力,就是他能够主要通过模仿式的学习掌
握各种技巧。根据这个观点,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,首先应当避
免那种从我所谓“致命的自负”中产生出的观念:即掌握各种技
巧的能力是从理性中产生的。因为也可以换一种说法:我们的理
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一样,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
物。但是它并不是从另一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,因此绝不应当
认为,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,只有那些
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。
我会在下面几章里对这些问题做出评价,不过这里大概有必
要事先说出我的结论。本章的标题 “在本能和理性之间” ,只是取其字面含义。我想让读者注意的当然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
间的东西,在有关的说明中它常常被人忽略,因为人们假定在两第 20 页
者之间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进化、扩展
秩序的进化,它一方面(我们就会看到)超越了本能,并且往往
与它对立;另一方面(下面我们也会看到)它又不是理性能够创
造或设计的。
我的观点,其中一部分我以前已做过阐述(
,可以做个简单的概括。学会如何为人处世,与其
,不如说是它们的 说是各种见识、理性和理解力的结 来源。人
并非生下来就聪慧、理性而善良、为了做到这一点,他必须受到
教育。创设我们道德的并不是我们的理智:相反,是受着我们道
德支配 长以 的人类交往,使得理性的成 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各种
能力成为可能。人能变得聪明,是因为存在着可供他学习的传
统,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源于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理性解释的能
力,而是源于做出反应的习惯。它主要是告诉人们,在一定的环
境下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作什么,但并不告诉他肯定能够期待发
生什么。
因此我要坦率地说,看到一些有关进化论的著作,我总是忍
不住觉得好笑。这些著作,甚至是一些出自伟大科学家笔下的著
作,虽然承认过去的一切都是在一个自发的过程中产生的,最后
还是经常劝说人们用理性 因为现在事情已变得如此复杂
去把握和控制未来的发展。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,受到了我曾称
之为“建构论理性主义” 的鼓励,它对科学思想大有影
响,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人类学家写过一本大获成功的书,它的
书名便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:《人创造自己》 柴尔德,,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把这个标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(海尔
布龙纳, 。这种假设包含着一种不科学的、甚至是泛
灵论的观点,认为理性的智慧是在某个阶段进入了正在进化着的
人体之内,成为支配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积极力量(其实
人体是逐渐获得了领悟极为复杂的原理的能力,这使他能够在自第 21 页
己的环境里更为成功地行动)。这种文化进化完全滞后于生物或
遗传进化的观点,忽略了进化过程中使理性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
内容。在进化中创造了自身的理性,现在具有了可以决定自身进
一步进化(姑不论那些它同样无法做到的事情)的地位,这种观
点有着内在矛盾,因此不堪一驳(见第五章和第六章)。同文化
和进化创造了人的理性的说法相比,以为有思维能力的人创造并
控制着自己的文化进化的观点更缺少正确性。在任何情况下,认
为自觉的设计在某个时刻露面并取代了进化过程,这种观点是用
超自然的假设了代替科学的解释。从科学解释的角度说,并不是
我们所谓的理智发展出了文明,更不用说指导进化的方向了,而
是理智和文明在同时发展或进化。我们所谓的理智,并非像个人
生来就有大脑一样,是他生来便有的东西或是由大脑产生的东
西,而是他的遗传组织(例如他的具有一定尺寸和结构的大脑)
在他成长的过程中,帮助他从自己的家庭和成年同胞那里吸收不
是由遗传传递的传统成果而获得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头脑并没
有包含多少可以检证的有关世界的知识,也没有多少对人的环境
做出解释的能力,而是包含着不少限制本能的能力 一种无法
由个人理性加以检验的能力,因为它是作用于群体。在个人成长
环境中形成的理智,反过来又制约着供个人汲取营养的传统之维
持、发展、丰富和变异。主要是通过家庭传播,理智保存了丰富
的共存并生的脉络,使每个加入群体的新人都可以从中探幽寻
宝。甚至可以问,没有机会随时接触这种文化传统的个人,能否
说他具有了理智。
正像本能比习俗和传统更久远一样,习俗和传统也比理性更
久远:习俗和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,无论从逻辑上、心理
学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。它们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
的因素,不是出自直觉,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。虽然从一定
意义上说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,它们是在这种经验第 22 页
中,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,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
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
形成的。我们的行为虽然受制于我们的所学,但是对于我们所做
的事情,我们经常不知道那样做的原因。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
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,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
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,而是因为它们使超出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
效的 之发展成为可能,在这种秩序中,更为有 相互协调使其成员
即使十分盲目,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。
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
我们的论证使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讨论一下进化论和文化发
展的关系。这是个引起不少有趣问题的话题,对于其中的许多问
题,经济学都提供了一种鲜有其他学科提出的解答方式。
但是,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,即使只为了提醒
读者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,也应当谈谈其中的某些内容。具体说
来,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这样一个假设中产生的,即凡是研究人
类文化的进化的人,肯定会加人到达尔文那个学派之中。这种假
设是错误的。查尔斯 达尔文首先创立了一门系统的(即或是不
完善的)进化论,就此而言我对他极为敬佩。但是,他为了说服
科学界,对进化过程如何在生物有机体中发挥作用殚精竭虑做出
的说明,很久以前便已经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些老生常谈了 至
少从 年以后事情就是如此,这一年威廉 琼斯看出了拉丁语
和希腊语同梵语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,以及所有“印一欧”语系
的分支都是来自梵语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,达尔文的或生物学的
进化论,既不是这类理论中最早的,也不是惟一的,它实际上并
非完全自成一体,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另一些进化论解释。生物进
化的观念,是从对一些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诞生的,对于这些第 23 页
过程,例如导致语言、法律、道德原则和货币等各种制度形成的
过程,人们早有所知(如琼斯的著作所示)。
可见,当代“社会生物学”的主要错误在于,它假定语言、道德和法律等现象,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
化中产生,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“遗传”过程传递
的。这种观点虽然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另一头,但是它的错误与以
下观点并无两样:人类自觉地发明或设计了道德、法律、语言或
货币这类制度,因此他也可以对它们随意加以改进。这种观点,即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秩序,那儿必定存在着某个发号施令的
人,是生物学的进化论必须予以驳斥的迷信。我们在这里再次发
现,正确的解释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。
不但进化的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要早于自然科学,我甚
至打算证明,达尔文是从经济学那 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。我
们从他的笔记中可知,达尔文在 年构筑自己的理论时,正
斯密(见补论 在读亚当 。无论如何,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几十
年甚至一百年,就已有人在研究高度复杂的自发秩序通过进化过
程而出现的现象。虽然像“遗传”和“遗传学”这样的词汇,如
今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专业术语,然而甚至它们也不是由生物学
家发明的。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说过遗传发展的人,是德国哲学家
和文化史学家赫尔德。我们在维兰德和洪堡那儿再次看到了这个
词。由此可见,现代生物学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化研究那儿借来了
进化的概念。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,但它
也几乎总是被人们忘掉。
当然,文化进化(有时也被称为心理一社会进化、超有机体
进化或体外进化)的学说和生物进化学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
之处,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。它们往往以十分不同的假设作为起
点。文化进化正像朱利安 赫胥黎所言,是“一个和生物进化极
为不同的过程,它有自己的规律、机制和模式,不能单纯从生物第 24 页。不妨举出若干 学基础上加以解释”(赫胥黎, 重要的差
别: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,但是所有的
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,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
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,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,而是在学
习中掌握的。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,文化进化是在。进一步说,文化进化的产生 模拟拉马克主义(波普尔, ,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,而且通过无数个“祖先”,向个人传递
各种习惯和信息。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,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
播速度。从而正如前面所说,文化进化较之生物进化要快得多。
最后,文化进化主要是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;集体选择是否也
在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,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,不过我的论
证也不依靠这方面的见解(艾德尔曼, ;吉塞林,;哈代, 以下各页, ;迈尔,;麦达瓦尔, ;卢塞,。
邦纳( 认为,文化“有着和有机体的任何其他功
能 一样的生物学特性”的主张是错 例如呼吸和运动 误
的。把语言、道德、法律、货币甚至智力等传统的形成,一概归
于“生物学”名下,是在滥用语言和曲解理论。我们的基因遗
传,可以决定我们能够学会什么,但肯定不能决定存在着什么有
待学习的传统。有待学习的东西甚至不是人类大脑的产物。不是
由基因传递的东西,不属于生物学现象。
尽管有这些差别,一切进化,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,都
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、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。这
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另一个
原因。它所能够做到的,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
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,但是由其性质所定,这种发展本身
难免是不可预测的。第 25 页
在指出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一些差别之后,我要强调的
是,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完全相同: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
然经历的各个阶段,因而能够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
说,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,都不承认有什么“进化规
律”或“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”。不管是遗传还是别的什么
因素,都不能决定文化的进化,它的结果是多变的,不是千篇一
律的。有些哲学家,如马克思和奥 孔德之流,认为我们 古斯都
的研究能够找出进化规律,从而可以对不可避免的未来发展做出
预测,他们是错误的。过去,进化论的伦理学观点失信于人,主
要就是因为它错误地把进化和所谓的“进化规律”联系在了一
起,其实进化论必须把这种规律视为不可能而断然予以否认。我
,对于复杂现象,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 曾经说过( 预测
或原理预测。
这种具体的错误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,是混淆了两种全然不
同的过程,生物学家分别称之为个体发生的过程和种系发生的过
程。个体发生肯定只同事先决定的个体发展有关,它是由胚胎细
胞中染色体固有的机制决定的。相反,与进化有关的种系发生,却是同种群或类型的进化史有关。生物学家因为受过训练,一般
都会反对把这两者混为一谈,但是那些研究生物学家所不熟悉的
事情的人,却经常成为自己无知的牺牲品,得出“历史决定论”
的信念,即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。卡尔 波
普尔曾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做了有力的驳斥(
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还有另一些共同特征。例如,它们都遵
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: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。变异、适应和
竞争,不管它们 尤其在繁殖方式上 有怎样的特殊机制,从本质上说都是同样的过程。不但所有的进化都取决于竞争,甚
至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成就,竞争也是必要的。
虽然我希望人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待进化论,理解生第 26 页
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不同,以及承认社会科学对我们的进化知识
做出的贡献,不过我并不想否定,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,不
管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,都堪称一项现代伟大的知识成就
它使我们对自己的世界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。作为一种解释工
具,它的普适性也表现在一些各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家的新著作之
中,他们证明了不应把进化的观点局限于有机体,这个过程始于
从更为基本的粒子中发展出来的原子,因此我们也能够解释分子
这种最初级的复杂结构,甚至能够根据多种多样的进化过程,解
释复杂的现代世界(见补论
但是,凡是用进化论观点研究文化的人,都难免会经常感觉
到对这种观点的敌视。它往往是针对那些“社会科学家”,他们
世纪需要达尔文的帮助,以便认识 在 他们本可能从自己的先
辈那儿学到的东西,从而使文化进化论信誉扫地,给它的进步造
成了持久的伤害。
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,但是今天对它的
深恶痛绝,部分地也要归因于它同致命的自负相冲突,这种态度
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。虽然这与理解正
确的进化论了无干系,但是那些在研究人类事务上持建构主义态
度的人,却经常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当之处(和如此明显的错
误)为由,全盘否定进化理论。
伯特兰 罗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,他宣称,“假如进化论
的伦理学能够成立,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,我
们大可漠不关心。因为无论它是什么,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
的” 。这种被 弗莱称为“无可辩驳的”)反对意见,是建立在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识上。我
不想信奉那种经常被称为遗传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谬论。我不认为
集体选择的传统造成的结果肯定是“好的” 我丝毫不打算主
张,在进化过程中长期生存下来的另一些东西,譬如嶂螂,也有第 27 页
道德价值。
我确实认为,不管我们喜欢与否,没有我所提到那些特殊传
统,文明的扩展秩序就不可能继续存在(但是假如嶂螂绝迹,由
此引起的生态“灾难”大概不会给人类造成永久性的重大破坏);
我也确实认为,假如我们因为观念有误(它当然有可能真诚信奉
自然主义的谬误)而放弃这些传统,我们就会使大量的人陷入贫
困和死亡。只有充 或我们可 分正视这些事实,我们才能着手
考虑一下,做什么 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样的事情才能算是正
确而善良。
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,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、什么正确和
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,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
境,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、建筑、艺术和城
市(我们早就知道,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
力量面前,它们是十分脆弱的),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、制度和
相互关系,而离了这些东西,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,或使它
们得到恢复。第 28 页
第二章 自由、财产和公正的起源
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又自称看重文明。这两
种现象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。
亨 梅因 利
因此,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,和人类的生计是
不可分的。
卡 门格尔 尔
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,与他们对自己的性情施
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;与他们把热爱公正置于个人
贪婪之上成正比。
艾 柏克 德蒙
自由和扩展秩序
如果把人们提升到野蛮人之上的是道德和传统,而不是理智
和精于算计的理性,那么现代文明的独特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
区的古代形成的。在这个地区,那些允许个人自由利用自己的知
识的社会,由于有着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可能性,使它们与那些一
切人的行动受共同的当地知识或统治者知识决定的社会相比取得
了优势。就我们所知,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
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,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
集的商业关系网。这个网络的运行独立于地方头领的观点和愿第 29 页
望,因为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,很难进行集中管理。如果
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声望极高的权威人士(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
秩序的人)所做的说明,那么“希腊一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
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,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
领地莫不如此,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”(芬利,。
其实,这种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,只有在我愿意称
之为分立的财产基础上才能够形成,这是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
产的更为准确的用语。如果说分立的财产是任何先进文明中道德
的核心,那么似乎是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,它也同个人自由密不
可分。据说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“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
乃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,仅仅基于这一原因,才让财产专属于那
些获得财产的人,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,一切东西都属于统治
者( ”斯特拉博,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不同的个人或小团体根据他
们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目标的自由 之成为可能,不仅是因为对各种生产工具的分散控制,还因为一种实际与前者
不可分的做法:对得到同意的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方式给予承认。
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以及他可以加入其中的不管哪个群体的知识
和愿望,自己来决定如何利用具体的物品,他能够这样做,取决
于一个受到尊重、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领域得到了普遍的承
认,也取决于特定物品的权利能够从这人转移给那人的方式同样
得到了承认。从古希腊直到现在,这种财产、自由和秩序得以存
在的前提是一样的,即抽象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。它使任何个
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,得出明确
的看法。
就某些物品而言,个人财产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出现了,第一
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个恰当的例子。一件独特而十分有用的第 30 页
工具或武器,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,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
引力,因此把它转移给别人从心理上说是很困难的,这件工具必
这正如迈西尼时期的 定会一直伴随着他走进坟墓 “索洛”
或蜂窝状墓穴所示。这里出现了发明者和“正当的所有
者”的结合,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,有时还伴随
着一些传说,譬如后来的亚瑟王及其名为“伊克卡利布尔”的神
剑的故事,它讲述了一把宝剑的转移不是根据人类的法律,而是
根据“更高的”神秘律法或“权力”。
正如这些事例所示,财产观念的扩展和完善,肯定是个渐进
的过程,甚至迄今仍未完成。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流动群体中,这种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,因为在他们中间,发现某个食物来
源或藏身之地的人,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。第一批
手工制作的耐用工具隶属于其制造者,大概是因为只有他们掌握
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。在这一点上亚瑟王及其神剑依然是个十分
恰当的故事。虽然神剑不是亚瑟王所造,他却是惟一有能力使用
它的人。不过从另一方面说,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,有可能是
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,个人开始为更有限的群体
譬如家庭 承担起责任的时候,才开始出现的。很可能是让一
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,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
个人所有的转变。
但是,猜想这些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无多大用处,因为在游牧
生活中进步的人与发展出农业的人之间,这种过程很可能大不相
同。关键在于,分立的财产的最初出现,是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
条件,从而对于形成统一而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,以及我们称为
价格的信号的出现,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同允许一切人在决定个人
财产用途上可以做出选择相比,个人、扩大了的家庭或个人自愿
组成的团体占有具体物品是否得到承认并不那么重要。尤其是在
土地方面,也会出现一些财产“纵向分化”的安排,譬如所有者第 31 页
有高低之分,或有地主和佃户之分,近代地产制度的发展便是如
此。如今,这样的安排同某些较为原始的财产观念相比,大概能
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也不应当认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。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
最早的产物。这些“最早的”紧密群体,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
悉的个人和群体,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(下面一章将讨论
这个问题)。因此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共同
传统的维护者,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。但是,不管多么缓慢
以及受着怎样的阻碍,有秩序的合作毕竟在不断扩展,普遍的、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,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。
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
似乎也是希腊人,尤其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
家,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普及的道德传统。
我们知道,这个传统受到过严重的抵制,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
遭遇。在古希腊,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,即那些最强烈反对商业
革命的人,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,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盗。在我
们这个时代,他们仍然是拒绝文明的野蛮人的楷模(若想了解
世纪关于他们的有代表性观点,可对照波斯维尔《传记》中
的萨缪尔 约翰逊医生,或弗里德利希 席勒的文章《论利库尔戈
斯和索伦立法》) 。 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, 我们便可发
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,这种怀恋之情一直持
续到现在。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。
不错,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巨大商业社会,一度需要依
靠罗马人的保护以防备掠夺者,那时的罗马人,如西塞罗所言
(《论共和》, ,仍然具有较多的尚武精神,能够通过征
服最发达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 它们因为“贪婪的生意第 32 页
和航行 而控制这个地区。不过在共和国时 ”而失去军事威力
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,在深深卷入商业利
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,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
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。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
业的自由之后,这种最早出现的扩展秩序才开始衰落并最终崩
溃。这个过程一再出现:文明可以扩展,但是在接管了公民日常
事务处理权的政府的统治下,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发展。如果没
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,似乎不太可能
发展出先进的文明,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,却一再被“强大的”政府所中断。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
胞暴力的政府,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
为可能。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智慧,不让“各种社会
制度 年版《方塔纳一哈泼现代思想词典》 随意发展( ”取自
“社会工程” 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) , 迟早会滥用这种权力, 压
制它们原来所保护的自由。
如果说,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,但是
亚洲的类似发展(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)却被强大的政府所
阻止,这些政府(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,但其权力却超
过了欧洲)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。其中最显著者莫过
于中华帝国,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“麻烦时
期”,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。但是这些反叛或
脱离常规的表现,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,因为它一心
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(李约瑟,这也可由埃及的情况得到很好的解释。关于私有财产在这个
伟大文明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,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出
色的记录。雅克 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究中,描
述了第三王朝结束时法律从本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点,当时的
财产是“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,完全受所有者的支配”(皮尔纳,第 33 页
,但他也记录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始衰落。
这导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,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)对此做了描述。此种现 作(戴兰, 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
存在,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
因。
同样,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,可以说资本主
扩张的起源和产生 义 和欧洲文明 的理由,是得益于政治。不是在更 上的无政府状态(巴什勒, 为强大的政治
统治下,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、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
城市里,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,也就是说,在资产阶级而
不是军阀的统治下,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。保护分立的
财产,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,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
定了基础,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。
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,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,他
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,其实这经常标志着
文化进化的结束。在这个问题上,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
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,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。扩
展秩序的建立者,往往没有创造出能够建立丰碑的财富,因而也
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。
“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”
对于正在出现的扩展秩序,聪明的观察者不会有多少怀疑,它是建立在由政府加以保障的安全上,强制力仅限于贯彻决定物
品各有所属的抽象规则。例如,约翰 洛克的“所有权个人主义”
不但是一种政治学说,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况进
行分析的结论。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,要想保证个人之间
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,政权必须维护公正,而不承认私有第 34 页
财产,公正也不可能存在:“‘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’这一命
题,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:因为所谓财产
的观念,就是指对事物的权利,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,就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或践踏;显然,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建立
起来的,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赋予它们的,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
确的,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。”(洛
克, )不久之后 孟德斯鸠也向世人表达
了他的看法:是商业把文明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
蛮人。
在大卫 世纪的另一些苏格兰道德学家 休谟以及 和学者看
来,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,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;规范产权的
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,这使休谟把他阐述道德的
《人性论》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后来他又在自己的
《英格兰史》(第五卷)中,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
权力受到了限制。在《 ,他明确解释了如果 人性论》里(
人类实行的法律不是规定了所有权和财产交换的一般规则,而是
“规定让最普遍的美德拥有最大财富,……而天然的模糊性和每
个人的自负,使德性极不确定,因此从这种法律中产生不出任何
明确的规则,这必然立刻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”。后来他又在
《人类理解研究》中说:“幻想家或许以为,统治以慈悲为本,惟
圣人能领受人间;官吏却十分正确地把这些高傲的学问家放在了
和一般盗贼相同的位置上,用严格的规矩教育他们,在凭空想像
中看上去对社会最有利的原则,实践起来有可能完全是有害的和
破坏性的。 ”
休谟明确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,以及一切人的最大
自由要根据他所说的三条“基本的自然法则”,即“所有权的稳
定、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”,对每个人的自由进行平等
的限制( 。他的观点显然部分地来自第 35 页
, 黑尔爵士( 一些习惯法学者,如马修 不过大概是休
谟最早明确认识到,根据“事后判断的公正,或对别人财产的尊
重、诚实,或信守诺言,已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
种权威” , 使自然的道德本能 “受到制约或限制” , 才会使普遍自。休谟并没有 由成为可能( 犯下后来
那种十分常见的错误,把自由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:其一是一种
稀奇古怪的含义,以为孤立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,其二是许多相
互合作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。如果从后面这种相互合作的背景加
以理 能保障自由。 解,只有抽象的产权规则 即法律规则
弗格森对这些教诲做 亚当 了概括,他把野蛮人定义为不知
财产为何物的人( 。 亚 当 斯密则说,“谁也没
有见过一个动物,用某种动作或本能的声音向另一个动物说,这
是我的,那是你的” 。其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
话,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,尽管它不时受到
野蛮或饥饿人群的反对。正如弗格森所言,“财产显然是一种进
步( ”同上) 。 我们已经说过, 当时对语言、 法律中的这些问题也
有所研究;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它们了解甚多;大概是通
过艾德蒙 柏克,更有可能是通过萨维尼等德国语言学家和法学
家的影响,这些论点再次被梅因接受。萨维尼的阐述(在反对把
民法条文化时)有必要在这里做大段的引用:“在这些交往中,若想使自由的人生活在一起,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
不是相互妨碍,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线,保证在此界线之
内每个人的生活和劳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。划定这一界线和每
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, 就是法律。 ( ”萨维尼,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
财产制度,就其现有的状况而言,很难说是完美的;其实我第 36 页
们也很难说明这种完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。如想让分立的财产制
度实际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,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确实需要更上一
层楼。例如,我们需要普遍的竞争以阻止对财产的滥用。这反过
来又需要对微观秩序,即前面讨论的那些小团体(见第一章,另)中出自本能的感情做进一步限制, 见舍克, 因为这
些出自本能的感情不但受到分立的财产的威胁,有时竞争更会对
它们构成威胁,这导致人们更加渴望没有竞争的“休戚与共”。
财产最初是习俗的产物,司法与立法不过是在数千年里对它
做了发展而已,因此没有理由认为,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具体形
式就是最后的形式。近人已经认识到,传统的财产观是一个内容
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,至今仍未发现它在所有领域最有效的组
合方式。对这些问题的新研究主要源自后来普兰特爵士令人振奋
科斯( 的著作,不幸他并未完成,他过去的学生罗纳德)又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承担起了这项工作,从
而刺激了一个广泛的“产权学派”的发展(阿尔齐安、贝克尔、张五常、德姆塞茨、佩约维奇)。这些我们无法在这里加以总结
的研究成果,为市场秩序之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
为了说明在界定各种权利的最优形式 尽管我们坚信分立
的财产的一般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上我们依然多么无知,可以
对财产所能采取的一个具体形式做点说明。
对个人控制各种资源的范围做出界定的规则体系,是通过试
错法进行缓慢选择的结果,然而它却造成一种奇怪的状况。物质
财产的形式对于有效组织生产的物质手段是不可缺少的,对这种
财产形式知识分子普遍抱有怀疑倾向,但正是这些人,因为必须
同譬如说文字产品和技术发明打交道,却变成了不久前才发明的
某些非物质产权(例如版权和专利)的最热心的支持者。
这种财产和另一些财产之间有着这样的不同:物质产品的所
能。第 37 页
有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途,而在非物质产品的情况
下,例如文学产品和技术发明,生产能力虽然也受到限制,不过
一旦它们出现,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无限复制;只有法律能让它们
变得稀缺,这是为了刺激人们生产这类思想。但是,这种强制性
的稀缺是不是激励人类创造过程最有效的办法,并不那么显而易
见。如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惟一的版权,我们
是否便不可能拥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,我对此表示怀疑。我认
为,赞成版权必须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,有些极为常用的作品,如百科全书、词典、教科书和工具书,如果在它们出现之后马上
就可以免费复制,它们大概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。
同样,对这个问题一再出现的重新评价,并没有证明发明专
利的获得确实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,而不是导致人们集中研
究那些可以预见近期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而造成的浪费,因
为根据法律,只要有人在找出解决办法上碰巧比别人早了几分
钟,他便获得了长期专用权(马赫鲁普,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
在讲完理性的虚妄以及“合理”干涉自发秩序的危险之后,我还得加上一句提醒读者的话。根据我的核心目标,我必须强调
有助于形成自组织结构的行为规则的自发进化。这种对扩展秩序
或宏观秩序的自发性的强调,如果让人觉得专门设立的组织在宏
观秩序中丝毫都不重要,那就是误解了我的意思。
自发的宏观秩序中的要素,除了个人分别从事的经济筹划之
外,还有那些专门设立的组织的安排。个人主义法律的进化,在
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它为不受强制的自愿团体的存在提供了可
能。但是随着整个自发秩序的扩展,它所包含的单位之规模也随
之扩大。它的要素日益变得不再是个人的生意,而是成了公司和第 38 页
社团之类的组织以及各种管理机构的经营。在使广泛的自发秩序
得以形成的行为规则中,有一部分也会有利于那些适合于在更大
系统内运行的专门组织的建立。不过,这些形形色色更具包容性
的专门组织,实际上只有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发秩序中才能找到
立足之地,在一个本身就是专门组织起来的全面秩序中,是不适
合它生存的。
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会引起误解。前面我们曾提到各种类型
的产权在纵向或横向上不断加剧的分化。如果我们在本书的某些
地方,在谈到分立的财产规则时,仿佛是在说分立的财产的内容
始终保持不变,读者应把这视为一种简化,如果没有理解前面做
出的那些限制,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。其实这是在自发秩序中的
政府框架内有望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,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进
一步的阐述。第 39 页
萨缪尔 巴特勒
有商业的地方,便有美德。
孟德斯鸠
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
前面说明了产生扩展秩序的某些条件,以及这种秩序为何既
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财产、自由和公正,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细致地
考察另一些已经有所暗示的问题,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
关的专业分工,以找出某些更为深入的关系。这些发展也对扩展
秩序的成长大有贡献,但是在当时,甚至在数百年之后,即使那
些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,对此也没有多少理解;当然也没
有哪个人曾特意做出这样的安排。
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时代、环境和过程,都笼罩在时间的迷雾
之中,对其细节无法做出言之凿凿的证实。某些专业分工和交换
行为,在完全被成员的一致意见所支配的早期小社会里可能就已
出现。原始人追踪动物的迁徙路线,当他们遇到另一些人或群
体,有可能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。关于很久之前的贸易,虽
然有着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,但这种事不但十分罕见,而且易
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:贸易和文明
除了滚滚财源之外,它还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
西 ?第 40 页
于让人产生误解。利用贸易而得到的基本生活资料,大多数都被
消费掉了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而那些让其所有人爱不释手,不
惜放弃必需品而得到的稀奇物品,往往意味着他们会留为己用,因此也更为耐久。装饰品、武器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证
据,我们根据当地没有可以用来制造它们的自然资源,只能推断
要想获得这些东西就必须依靠贸易。考古学也不太可能发现人们
从很远的地方得到的盐,不过盐的生产者通过卖盐而得到的回报
的确时有发现。但是,使贸易日益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生存不可缺
少的制度的,并不是奢侈的欲望,而是生活必需品。
无论交换的是什么东西,贸易肯定出现得极早。远距离的贸
易,以及交易商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贸易,肯定比相距遥远
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更为古老。现代考古学
证实,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(利基,。在欧洲,甚至存在着至少 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远距离贸
易的证 。在 据(赫斯科维茨, 年前,安纳托利
亚的加泰土丘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,甚至在陶器和金属交易出现
之前,就已成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。这两个地方也提供
了“人口骤然增加”的早期例证,人们常常把这说成是农业革
命。后来,“在公元前 年的后期就存在着水路和陆路网络,把米洛斯岛的黑曜岩运往小亚细亚和希腊内陆(见柴尔德,一书中 格林的导言;另见伦弗鲁,“有证据表明,甚至在公元前 年以前,就有广
泛的贸易网把俾路支(位于西巴基斯坦)和西亚各地联系在一
起。 ( ”柴尔德, 我们还知道,王朝时代以前埃
及的生计有着可靠的贸易基础(皮尔纳,日常贸易在荷马时代的重要性,可由《奥德赛》)中的故事加以说明。雅典娜装扮成船长,载着一船用于交
换铜器的铁,去和忒勒玛科斯会面。据考古学证据,使后来的古第 41 页
典文明得以迅速发展的贸易大扩张,也是出现在几乎没有历史文
献可资利 年里。 用的 年到 年这 时期,即在从公元前
大约在同一时间,贸易扩张似乎也使希腊和腓尼基贸易中心的人
口有了迅速增加。这些中心在建立殖民地上相互激烈竞争,使古
典时代初期重要文化中心的生活,变得完全依靠日常的市场过
程。
这些早期年代存在着贸易,就像它对扩展秩序的作用一样,是无可辩驳的。不过很难说这个市场过程的建立会一帆风顺,它
肯定伴以早期部落社会的根本瓦解。甚至在那些已经承认分立的
财产的地方,需要有另外一些以往没有听说过的行为方式,才会
使群体倾向于同意它的成员取走该群体拥有的必要物品让陌生人
使用(甚至交易者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理解这样做的目的,更不用
说当地的民众了) 若是没有这种交易,这些物品本来一直是
供当地人共同使用的。例如,建立了各希腊城邦的船主,把装满
油和红酒的陶罐运往黑海、埃及和西西里以交换谷物,在这个过
程中他们是把自己的邻人十分需要的货物拿去给了那些他们的邻
人素不相识的人。小团体中的成员若是同意这种做法,他们必须
先放弃自己的成见,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世界 一个小团
体的重要性大为减少的世界。正像皮戈特在 古代欧洲》中所
说,“探险者和采矿者,商人和经纪人,船运和商队组织,承诺
和协议,对远方外邦人及其习俗的看法 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
社会理解的扩大,这是进入青铜时代的技术进步所必需的”(皮。这 戈特, 位作者还谈到了公元前 年青铜时代中
期的情况:“海路、河运和陆路网络赋予当时的青铜业许多国际
性,我们发现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,各种技术和风格有着广泛
的分布。 ( ”同上,是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这些新的起点,不但导致了对世
界的新见解,甚至导致了风格、技术和观念的某种“国际化”第 42 页
(这个词当然有时代错置之嫌)呢?其中至少包括善待远客、防
卫能力和安全的通道(见下面一节)。原始部落界定模糊的领土,甚至在早期,很可能由于个人按照这些行为方式建立起的贸易交
往而相互重叠。这种个人交往可以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关系链,正是在这个链条上,数量虽小但不可缺少的“微量元素”得以传
播到很远的地方。这使固定职业,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,在许
多新的地区成为可能,并最终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。一种连锁
反应出现了: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专业化机会或劳动分工的发
现,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,这又使人口的继
续增加成为可能。如此往复不已。
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
对这种由新的聚居地和贸易所启动的“连锁反应”,可以做
些更为细致的研究。有些动物只能适应特殊的、十分有限的环境
“生态龛”,离开它便难以生存,而人类和老鼠等少数其他动物,却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。很难把这仅仅归因于个体的适
应能力。只有少数较为狭小的地区,能够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
团体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体所需要的一切,如果他们耕种土地,自然物产就更为不足。没有另一些地方的同
胞的支持,大多数人都会发现,他们打算居住的地方不是不适合
居住,就是只能让很少的人定居。
确实存在的那些相对而言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龛,不管是在
什么地区,很可能早已被永久占领并且抵制外人的入侵。即使是
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会逐渐知道,附近的地方虽然没有提供他们所
需要的全部东西,却提供了大多数东西, 可能缺少一些他们
只偶尔需要的基本物品:燧石、弓弦、固定刀柄的木胶、制革材
料,等等。在确信这些需要可以通过不定期返回自己的家乡得到第 43 页
满足之后,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群体去占领其中一些相邻的地方,甚至是他们所居住的陆地上一些更远的人口稀少的新领土。这些
早期的人口迁移和必需品转移的重要性,不能只从数量角度来衡
量。如果不存在进口的可能性,即使这些物品在某个地方的当前
消费品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,早期的定居者莫说繁衍人口,连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。
只要仍然住在家乡的人还认识已经迁出的人,他们回去补充
必需品便不会遇到什么麻烦。然而,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,这些
原居民群体的后代便会互不相识;仍然住在原来更有自给能力的
地方的人,经常会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物产。为了获
准进入原来的领地,以便取得某些只有那里出产的特殊物品,出
于表达和平愿望的目的,也为了勾起当地居民的欲望,他们必须
带一些礼物。要想让礼物有最佳效果,它们最好不是那些当地随
时可以提供的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,而应当是一些让人心动的、不同寻常的新式装饰品或美味佳肴。这种交往的一方所提供的物
品,事实上经常是些“奢侈品”,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,但很难
说交换的物品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必需品。
最初,涉及礼物交换的经常性交往,很可能是在家族之间发
展起来的,他们承担着相互款待的义务,而这又与通婚习俗有着
复杂的关系。从这种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送礼的做法,到更加非
个人化的东道主或“介绍人” 他们遵照礼俗充当来访者的保
人,并允许他们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
制度的出现,再到按照由稀缺程度决定的比例交换具体物品的做
法,这个转变过程无疑是十分缓慢的。但是因为认识到仍可视为
划算的最小值,以及不再值得交换的最大值,由此使具体的物品
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格。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,传统的等值
物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条件。
我们从早期希腊史中的确可以发现重要的宾客制度(第 44 页
,它使身处异邦的个人得到通行权和人身保护。
当然,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发展起来的,即使军事贵族会把这种贸易伪装成好像不过是个人之间互赠礼
物。不但已经很富有的人能够款待另一些地区特殊家族的成员,而且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些使群体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的渠道,因
勒玛科斯曾向皮洛 而能使人们变得富裕。 斯和斯巴达的一位访
客打听他那个“周游四方的父亲奥德赛”的消息(《奥德赛》第
三幕),这个访客很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财富登上王位的商人。
毫无疑问,这种与外邦人发生有利交往的机会的扩大,也会
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、目标一致和集体主
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。确实,有些个人从小群体的控制和应
尽义务中解脱出来了,他们不仅开始定居在另一些群体中,并且
为同另一些群体成员建立关系网络 一个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接
力者和分叉过程而最终遍布全 打下了基础。即使这 球的网络
些个人既不知道也没有这种意图,他们却能够为建立一个更为复
杂、更为广泛的秩序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,这种秩序远远超出了
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同代人的视野。
为了创造这样一种秩序,这些个人必须能够把信息用于只有
他们自己知道的目的。没有某些行为方式上的有利条件,譬如和
远方的群体共同遵守的宾客制度,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。这些行
为方式必须是共同的,而遵守这些行为方式的个人的具体知识和
目标可以各不相同,并且能够以特殊的信息为基础。这反过来又
会激励个人的首创精神。
由于只有个人,而不是他的群体,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
人的领地,因此他获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备的知识。贸易不能
建立在集体知识上,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。要想使这种
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利用,只有越来越多地承认分立的财产。船主
和其他商人是受他们的个人收益所左右,但是用不了多久,由于第 45 页
他们是通过贸易而不是生产去追求财富,由此给家乡不断增加的
人口带来的财富和生计,就只能依靠他们在发现新机会上不断创
新来加以维持了。
为了不使以上所言引起误解,必须记住,人们为何接受任何
具体的新习俗或新发明,只是件次要的事情。更为重要的是,使
一种习惯或发明得到维系,需要两个明确的前提。首先,必须存
在着能够使某些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,而这些行为方式的好
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赞赏。其二,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
必须是取得了明确的优势,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
扩张,并最终胜过(或同化)那些不具备类似习惯的群体。
贸易比国家更古老
人类最终能够像现在这样稠密地占据地球的大部分地区,甚
至能够在几乎生产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维持众多的人口,这是
因为人类就像一个自我伸展的庞大机体,学会了扩展到最遥远的
角落,从每个地方汲取整体所需要的不同养分。当然,即使在南
极洲,不需要多久也能使数千名矿工挣到丰足的生活资料。在一
个来自太空的观察者看来,这种表面不断发生变化的遍布全球的
现象,很可能像是一个有机体成长的过程。然而并非如此:它是
由不再率性而为,而是遵循着传统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所成就的。
这些生意人和东道主,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具体需要所知甚少
(就像他们的先辈对此也所知甚少一样)。他们也不需要这种知
识。许多这样的需要当然要过很久才会出现,因而人们甚至无法
预测它们的一般特征。
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,就越会发现,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
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由于我们
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,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第 46 页
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,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。这
的性 例如那些文献和遗迹 种由于事物 质使然而形成的骗
局,可以拿下面的故事(但愿它不足为训)为例:考古学家根据
有关具体价格的最早记录是刻在一根石柱上这个事实,便断定价
格总是由政府制定的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,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
认为,由于在巴比伦城的发掘中没有发现适当的空地,因此那里
炎热的气 还不存在集市 候下,这种市场怎么会在露天里举
行!
与其说政府会促进远距离的贸易,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
易。为经商的个人提供了更大独立性和安全的政府,是这种商业
带来的信息和人口的受益者。但是,当政府发现自己的人民日益
依赖某些基本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时,它们本身经常会以这样或那
样的方式竭力保障这种供应。例如,有些早期政府当从个人贸易
中第一次了解到存在着一些必要资源之后,就会试图用有组织的
军事或殖民远征取得这种资源。雅典人并不是最早,当然更不是
最后一批做这种事的人。但是因此便像一些现代作者那样(波拉
尼, 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很荒谬的:在雅典最为繁荣
发达的时期,它的贸易是“受到管理的”,受着政府签订的条约
的约束并且是以固定价格进行的。
实际情况似乎是,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,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。这可拿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为
例 伊诺第, (罗斯托夫采夫, 。中国的历史也提供
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,使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(李
约瑟, 。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,仅
举一例: 世纪它在浦江一侧便有十座油井在生产,政府的控
制权所导致的,肯定是它后来的停滞不前,而不是它早期的进
步。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,是它的政府限制甚
严,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,而欧洲,正如前一章所说,第 47 页
它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,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
状态(贝什勒,哲学家的盲目性
希腊的主要商业中心,尤其是雅典和后来的科林斯,政府专
门制定的政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多少财富,并且几乎没有人理解
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。完全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发达市场秩
序的亚里士多德,或可作为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。虽然人们有
时说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, 加 但是他当作“经济”
以讨论的事情,完全是家政管理,或至多是农庄之类的个人产
业。对于从市场上获利的努力,即他所说的“生财之道”
,他只是一味加以诅咒。尽管当时雅典人的生计
依靠同远方的谷物贸易,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)的秩序。他虽然也被人称为生物学家,但是他对任何
复杂结构最关键的两个方面,即进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,没有丝
毫察觉。正如恩斯特 迈尔所言( “宇宙能够从最初
的混沌中发展出来,或更高级的有机体能够从较低级的有机体进
化而来,这种观念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格格不入的。再说一
遍, 亚里士多德反对任何进化。 ”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 “自然( ”或
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长的过程(见补论 ,他似乎也
不熟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区
别,例如自发成长的 和早期思想家称为 的那种特意
安排的秩序(譬如军队中的秩序)之间的不同(哈耶克,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一切人类活动的秩序都是 , 即 由
某个秩序井然的头脑对个人行为专门加以组织的结果。我们前面
(见第一章)已经知道,他振振有辞地声称,只有在一个小到足
以使人人能够听到发令者声音的地方,一个目力所及的地方,才第 48 页。 他宣布“ 政治学》, 能建立起秩序( ,人数过于
庞大,便无法井然有序地参与”
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只有现存人口中已知的需求,为经济努
力提供了天然的或正当的理由。他认为,人类乃至自然,一直就
是以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。这种静态的观点没有为进化论留
下立足之地,甚至使他不能问一下现存的制度是从何而来。他好
像从来没有想到,大多数现存的人类共同体,尤其他那些人数众
多的同胞雅典人,若是他们的祖先一直限于满足自己已知的当前
需要,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出现。通过遵守抽象规则去适应不可预
见的变化,这种一旦成功便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常规形成的试验过
程,对他来说也很陌生。因此亚里士多德也为伦理学制定了的普
遍的研究模式,在这种模式支配下,察觉不到历史提供的这些规
则作用的线索,也不会想到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一下这种作用,因为理论家很容易忘掉答案就包含在这个规则的问题之中。
在亚里士多德的头脑里,只有目的在于把好处留给别人的行
为,才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赞成的行为,仅仅着眼于个人收益的
行为肯定是恶劣的行为。商业上的考虑可能不会影响大多数人的
日常活动,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更长远的角度说,他们的生活不取
决于使他们能够买到基本物品的贸易的正常进行。亚里士多德把
为获益而从事的生产斥为违反自然,而这种生产在他之前很久,就已经成为大大超出另一些人的已知需求的扩展秩序的基础。
我们现在知道,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,获利的可能
起着一种信号作用,它指导人们做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的
选择;通常,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,因
为它的产出大于消耗。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些希腊人,对此
世 已很有体会。在公元前 纪 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 第
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时,便开始
思考早期的人们“如果既无商业,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,第 49 页
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,那么他们绝无
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”,因此“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,也
不 。然而亚里士多 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”(修昔底德,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。
对经济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 学和进化茫然
无知的建议,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,因为他关于人类
形成秩序的观点,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。然
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,尽管事实上
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、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
的。
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
响,因为 阿奎那在 托马斯 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
形严重,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
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
度,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,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
的蔑视态度,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。
当然,到了 世纪,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(就像在其他事
务上一样)的影响开始减退。大卫 休谟发现,市场可以让人们
“为别人提供服务,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”
,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;或使人们的行动“有利于公
众,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” ,凡此皆
由于一种秩序,在这种秩序下,“即使是坏人,为公益服务也符
合他的利益”。因为有了这种见解,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
人间,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,而过
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,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
版本,才能使其产生。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
在规定的限制之内,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,即使
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。第 50 页
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,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
展,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,一种天真幼稚的、泛灵论的世界观,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,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
础。第 51 页
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
我们必须自我警惕,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
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。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
类拔萃的人士, 与 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
经验相悖者,莫此为甚。
韦尔弗雷德 特罗特
向财产挑战
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,并且一点也不理
解进化现象;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 阿奎那体系
之后,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,然而
和 只是到了后来,主要是在 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,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,它们结合在一起,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
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。
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,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
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。我把它称为“建构主义”
或 “唯科学主义( ”仿照法语中的说法) , 在此后几百年里, 它实
际上控制着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。这种
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 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。
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,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,是一种滥用理
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,最为重要的是,它不可避免地第 52 页
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。道学家们利
用这种解释,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,终于开始去奉承一
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,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。
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,不但抛弃传统,甚
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,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
望效力,它仅凭自己的力量,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、一种新道
德、新法律,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。虽然这种学说的
错误显而易见,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,也支配着文
人们、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。
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,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,还有另
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,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
式,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。洛克就曾解
释说,“然而所谓理性,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
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,而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,所有的优良品质
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,都是由此而来”(洛克,。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,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
然只占少数。
其次,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,也来自卢梭的著作
和影响。这位独特的思想家 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
义者和浪漫派 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,对它有着深深的依
恋。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“进步”思想,使
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,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
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“对自由的追求”,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
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。卢梭让人们忘记了,行为规则
必然是限制性的,它们的产物是秩序;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
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,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
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。
正是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的开场白里声称,“人类生而自第 53 页
由,但无往不在枷锁中”,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“人为的”限
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,一变 制 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
的真正英雄,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
的限制,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。在宣
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,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
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,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,或“普遍意志”,通过这种意志,人民“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,一个个体”(《社会契约论》, 另见波普尔,。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,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,在那里我们的本能,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
则,将使我们有能力“征服世界”,正像《创世记》给我们的教
诲一样 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,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
主要的根源。
不错,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,但它的威力(无论它自
己怎么说)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。我们早就知道,野蛮人远
不是自由的,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。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
意,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
提,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;个人财产的发展
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 或集体的 认知范围的扩展秩
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。
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,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,或
者说,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。然而,它骨子里
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,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,即我
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
理由,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。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
证,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,为争取不受限制 自由之成为
可能,正是因为这些限制 的“自由”找到了理由,并且能够
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“解放”,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第 54 页
便日益加深,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。人们
日益认为,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,可以用中央对其
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。
世纪,对财产在文明进 到了 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
评价和讨论,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。在这个时期,在
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,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,成
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
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。[这 世纪,例如它在 种禁忌一直延续到
布赖恩 巴里有关(财产的)习惯用法和“分析”的陈述中有所
表现(巴里, ,其中公正“从分析的角度看,是同
‘应得的赏罚 和‘需求’联系在一起,因此可以正确地说,休
谟所说的一些‘公正规则’是不公正的”。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
“财产和契约禁忌”的言论( 例如,人类学的奠基
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,因此泰勒的两卷本《原始文化》一
书,索引中竟没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,韦斯特马克确实用
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,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,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“不劳而获的收入”来源,并由此断
定“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” 。社会主义者
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,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
上的无能,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(所谓“知识社会学”的
情况更糟)。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,它
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(费里,更晚近的说法则是,它能够“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,或……创造人类的未来”(塞杰斯特, 。就像一度虚
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“自然学”
一样,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、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
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。
我刚才说过,对财产之类的传统制度的研究“变成了禁忌”。第 55 页
很难说这是在夸大其辞,因为对道德传统的进化选择这个如此有
趣而又重要的过程,竟然一直研究甚少,这些传统为文明的发展
所提供的方向竟受到严重的忽视,这实在令人费解。对于一个建
构主义者来说,这种事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如果有人被“社
会工程”,即人类能够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观念所迷惑,有关他如何达到了目前状态的发现,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。
虽然这里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,但我可以顺便提一
下,对财产和传统价值的挑战不仅来自卢梭的追随者,它也有其
宗教的来源,尽管重要性或许稍次。这个时代的革命运动(理性
主义的社会主义,然后是共产主义)有助于针对基本财产制度的
宗教反叛这一古老的异端传统的复兴。在早先数个世纪里,领导
这些反叛的是诺斯替教徒、摩尼教徒、鲍格米勒派教徒和清洁派
世纪,这些具体的异端不 教徒。到了 复存在,但是成千上万
名新型的宗教革命家出现了,他们把自己的反对热情发泄到了财
产和家庭头上,并且号召用原始本能来反对这些限制。简言之,对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反叛并不限于社会主义者。唤起各种神秘主
义和超自然的信仰,不仅可以给限制本能的习惯找到理由,例如
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主流教义,在更为边缘的运动中,也可以
用来支持本能的释放。
限于篇幅和学识不足,我不能在本书中讨论我刚才提到的返
祖主义反抗所针对的第二个传统目标:家庭。不过我至少应当指
出,我认为,对事实得出的一些新的知识,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
传统的性道德规则失去了依据,因此这个领域很可能会发生重要
的变化。
我提到卢梭和他四处弥漫的影响以及另一些历史发展,不过
是想提醒读者,严肃的思想家对财产和传统道德的反叛,并不是
一种相对较为晚近的现象,现在我要来谈谈卢梭和笛卡尔在
世纪的一些知识遗产。第 56 页
不过我首先应当强调,这里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这种反叛的漫
长历史,以及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不同变化。在奥古斯都 孔
德提出用“实证主义”一词来指“得到证实的(即由理性加以证
实的)伦理学”观点,作为对超自然的“启示的伦理学”惟一可
能 ,杰里米 边沁就已经为我们现在 的替代之前(
称为法律和道德实证主义的学说,建立了一个极为稳固的基础:
他对法律和道德体系做了建构主义的解释,按照这种解释,它们
的效用和意义据说完全取决于其设计者的愿望和意图。边沁本人
在这一发展中也是个后来者。这种建构主 斯 义不仅包括由约翰
穆勒和后来的英国自由党所代表并加以继承的边沁 图亚特 主义
传统,实际上它还包括当代所有那些自称是“自由主义者”的美
国人(其对立面是另一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,他们在欧洲更为常
见,也被称为“自由主义者”,但更适当的称呼应是“老辉格党
人”,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爵士)。如瑞士一
位目光犀利的当代分析家所言,如果人们接受现在的自由主义
(应读作“社会主义”)哲学,认为善恶之分既然对他总有一定的
意义,因此他自己必须、并且能够精心为它们划定一条界线(科
尔 什 , ,那么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
无可避免的现象。
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
我就道德和传统、经济和市场及其进化发表的见解,显然与
许多有影响的观念相冲突,不但和第一章讨论的旧式的社会达尔
文主义 如今它已不再被广泛接受 而且和过去以及现在的
许多观点相冲突: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、卢梭和社会主
义奠基人的观点、圣西门、卡尔 马克思等许多人的观点。
我的基本论点是,道德规范,尤其是我们的财产、自由和公第 57 页
证制度,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,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
种独特的 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 第二禀性。这种观点和
然是对立的。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,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
是聪明和有教养,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,而且还
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(不管他们在坚持信念上是否足以给自己的
观点贴上包括“社会主义”在内的某个标签)。我们在智力阶梯
上攀登得越高,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,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
社会主义信念。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,而
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
假如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两段个人评论,我认为自己是有资格
根据一些个人经历来谈谈这种世界观的,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进
行系统的评价与批评的这些理性主义观点,也正是本世纪初塑造
我本人世界观的那些观点,在这一点上,我和我这一代不信教的
大多数欧洲思想家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当时那些观点看起来不言自
明,遵循它们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有害迷信的途径。我本人就曾为
挣脱了这些观念花去一段时间,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发现它们本
身也是迷信。因此从个人角度讲,我几乎难以再对下文中将要提
到的作者给以苛评。
不过,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得出错误的结论,在这里提一下我
的《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》一文( 跋)大概是适当
的。我的论证虽然是针对社会主义,但是就像艾德蒙 柏克一样,我和托利党的保守派很少相似之处。我的保守主义,就它的本来
面目而言,仅仅限于受到一定界定的道德。我完全赞成进行试
验 当然也赞成比保守主义政府乐于允许的更多的自由。对于
那些我与之讨论问题的理性主义知识分子,我所反对的不是他们
在从事试验;相反,他们从事的试验太少了,他们所热衷的试
验,大都变成了平庸无奇的事情 重返本能的想法其实就像刮
风下雨一样平常,如今经常有人在做这种尝试,因此已经搞不清第 58 页
楚从什么意义上说它还能算是一种试验。我反对这样的理性主义
者,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试验由其性质所定是理性的结果,他们
用伪科学的方法论为这种试验乔装打扮,借此在有势力的人中间
招兵买马,让极为可贵的传统行为方式(在世世代代的进化过程
中进行试错试验的成果)受到无端的攻击,从而使他们自己的
“试验” 避开世人的审查。
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,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
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,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
传统规则的遵从,要不然就是认为,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,通过
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,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
“理性的协调” , 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。 只要认识
到这一点,我们当初因为看到聪明人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而生
出的诧异,也就会烟消云散了。这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
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,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。当
然,知识分子要求对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释,对于恰
巧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方式,他们会因
为其来历不明而不愿接受;这会使他们和默默接受现行行为规则
的人发生冲突,或至少是瞧不起他们。不难理解,他们也会希望
同科学和理性结盟,同过去几百年里自然科学取得的异乎寻常的
进步结盟,因为他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:科学和理性的结果不
外乎建构主义和唯科学主义,他们感到很难相信还能存在着源于
特意试验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识,或者承认他们自己的理性传统
之外任何传统的效用。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就曾以这种态度写道:
“根据定义,传统几乎只配受到谴责,它是一种令人好笑和可憎
的东西。 ( ”塞顿一沃森,根据定义:巴里( ,同上)曾想利用“分析性的定义”,把道德和公正变成不道德和不公正;塞顿一沃森在这里也想对传
统采取同样的措施,用严格的定义把它变成应予谴责的东西。我第 59 页
们在第七章还会谈到这些 “词” 、 这些 “新说法” , 现在还是让我
们更贴近地考察一下事实吧。
这些反应都不难理解,但是它们后果严重。如果发生以下情
况,这些严重的后果无论对理性还是道德都特别危险:更为偏爱
这种相沿成习的理性传统而不是理性的真实产物,会使知识分子
无视理性在理论中的局限性,不考虑由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组成
的世界,总是漠视生物科学和经济学之类有关人的科学,使他们
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规则的起源和作用做出错误的解释。
就像其他传统一样,理性传统也是通过学习得到的,不是先
天的。它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;对这种所谓的理性和真理传统
的合理性以及真实性问题,现在必须给予严格的评估。
道德和理性:若干实例
为了不至于让人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辞,我想立刻提出几个实
例。我打算对我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加以评论,但我不想对他们有失公允。虽然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言,他们反
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,即我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远远没有理解
我们的主要传统所发挥的作用,但是通常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普及
并不承担直接责任,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更好的事情要做。另一方
面也不应当认为,我就要提到的那些言论,不过是那些出类拔萃
的作者一时的或个别的失常表现。恰恰相反,它们是从一种根深
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得出的始终不变的结论。我当然不怀疑,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,有一部分人曾经努力想去理解人类合作
的扩展秩序,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种秩
序坚定的反对派。
但是,在传播这些思想上出力最多的人,即建构论理性主义
和社会主义的真正信徒,并不是这些杰出的科学家。不如说他们第 60 页
大多数是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,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“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”的那些人:教
师、记者和“媒体代表”,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
后,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,自封为在知识和道德上比那些仍
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、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
人。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,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
的事情大加嘲讽。在这种人看来,赋予自己的立场以“新颖”或
“新事物”而不是真理,成了主要的价值,虽然很难说这是他们
的本意 虽然在他们所提供的货色中,新的一点也不比真的
多。此外人们也会怀疑,这些知识分子在应当做什么事上有更高
明的见识,而得到的报酬却大大少于那些主宰着实际事务的人,他们是不是被由此产生的怨忿所激励。作品质量极高的韦尔斯,可以作为这些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文学解释者的一个杰出典范,他
们从真正的科学家那儿乞讨来一些观念,而在大力传播为每个人
派发适当份额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上,则远远胜
过后者。另一个这样的事例是早期的乔治 奥维尔,他曾一度认
为,“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完全明白,在可能的范围内,这个世界
至少就其潜力而言是极为富足的”,因此我们可以“尽可能地对
它进行开发,只要我们愿意,我们全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公贵族一
般” 。
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的,不是韦尔斯和奥维尔这类作家的作
品,而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所鼓吹的观点。我们可以从雅克
莫诺开始。莫诺是个伟大的人物,我也十分欣赏他的著作,从本
质上说,他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。但是他对伦理学的思考
却有着不同的特点。 年,他在诺贝尔基金会的一次以“价
值在一个事实世界中的地位”为题的会议上说:“科学的发展
于摧毁了这种观点,即伦理学和价值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问题,而是为我们规定义务的问题;科学的发展使这种观点变成了谬第 61 页
论,把它打入没有事实依据的胡思乱想之流。”
此年稍后,他又重申自己的观点,在如今已很有名的《偶然和必
然》一 。他劝告我们弃绝一 书中提出了同样的主张(
切精神营养,承认科学是真理惟一的新来源,并对伦理学的基础
做出相应的改造。就像许多类似的阐述一样,该书也以这样的观
点作结:“从本质上说不具备客观性的伦理学,永远被拦在知识)这种新的“知识伦理并 领地之外。 ” 不强加以
于人;相反,是人把它强加给自 。 莫 诺 己”
说,这种新的“知识伦理,是即有理性主义又有坚定理想主义的
惟一态度,以它为基础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”。莫诺的思想有其典型意义,因为它深深植根
于一种知识理论,它试图以某些类型的行为更能满足我们的愿望
为根据,建立起一门行为科学 不管你把它称为幸福论、功利
主义、社会主义或无论什么东西。对我们的劝告是,我们应当使
自己的行为有望造成这样一种状况,它会满足我们的欲望,使我
们更加幸福,如此等等。换言之,需要这样一种伦理,人们在追
求已知的、可取的和事先选定的目标时,能够随意遵循之。
莫诺的结论来自他的如下观点:除了把道德归因于人类的发
明之外,对它的起源做出解释的另一种惟一可能的方式,就是许
多宗教所提供的那种泛灵论的或拟人化的解释。不错,“就作为
一个整体的人类而言,一切宗教都与拟人化的观点密不可分,它
把神比拟成一个父亲、朋友或统治者,人们必须效忠于它,向它
祷告,等等”(科恩, 。我就像莫诺以及大多数自然
科学家一样,无法接受宗教这个方面的说法。在我看来,这是把
大大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东西,贬低到了比人类智力高级不了多少
的水平。但是拒绝宗教的这个方面,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,我们
可以把某些行为方式得到维护 也许是出于错误的理由 归
功于这些宗教,在能够使人类大量生存下来这个方面,它们要比第 62 页
理性所成就的大多数事物更为重要。
莫诺并不是以这种思路讨论问题的惟一生物学家。对“进化
规律”的错误解释,会把卓越的头脑引向何等荒谬的境地,在我
看到的人中间,几乎谁也比不上另一位大生物学家和博学的学者
的言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(见第一章) 。 李约瑟写道“ :社会公正
和同心同德的新世界秩序,合理的无阶级国家,并不是狂热的理
想主义之梦,而是从整个进化过程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,它
的权威性丝毫不亚于它的前提,因此在所有信仰中它是最理性
的。 ( ”李约瑟,我会再回到莫诺上来,不过我还得再搜集几个事例。我过去
凯恩 一个最恰当的事例,是约翰 曾讨论过的( 斯,在从
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代人中间,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
子领袖之一。凯恩斯相信,和遵守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
比,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,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
世界。凯恩斯喜欢用“因循守旧的智慧”这种说法来表示自己的
轻蔑,在一段坦率的自传性言论中,他提到自己年轻时那个剑桥
小圈子 他们大多数成员后来都属于布卢姆茨伯里团体
“都摒弃了我们所承担的遵守普遍规则的个人义务” , 他们 “从严
格的意义上说,都是不道德的入”。他谦虚地补充说,到了 岁
这把年纪,他已经老得不能再有所改变了,于是只好继续做个不
道德的人。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还为他的一些经济观点以及他对
管理市场秩序的信念进行辩解,其根据则是“从长远看我们终有
一死”(也就是说,我们不必在乎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伤害;
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就行 包括公众的意见、要求、选票以及煽
动家的废话和许诺) “ 。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” 这种说法是一种
很典型的表白,即不愿意承认道德涉及长远后果 我们无从体
验的后果,对那些有长远目光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矩,倾向于
之如敝履。第 63 页
凯恩斯也反对传统的“节俭美德”,他像成千上万浅薄的经
济学家一样,拒不承认要想增加资本产品(即投资),一般需要
减少消费需求。这又使他把自己令人生畏的智力用来建立他的经
我们认为,这 济学“通”论 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 多年
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严重失业的
原因所在(
由此可见,让凯恩斯头脑混乱的不只是哲学,还有经济学。
马歇尔理解这个问题,但是他似乎未能把约翰 斯图 阿尔弗雷德
亚特 穆勒年轻时就得出的重要见解,即“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于
对劳动力的需求”让凯恩斯留下足够深刻的印 斯蒂 象。莱斯利
芬爵士(弗吉尼亚 沃尔夫之父,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另一成员)
在 年把这种理论描述为“没有几个人理解的理论,大概可
以把是否对有它充分的估价作为对经济学家的最好检验” 而
凯恩斯对他说出这样的话竟加以嘲讽(参见哈耶克,;对穆勒和斯蒂芬的讨论见 以下各
页) 。
不管凯恩斯本人如何认为,他在削弱自由上贡献甚大,但是
他并没有采取和他那些布卢姆茨伯里的朋友们一样的社会主义立
场,这令他们感到愤怒;不过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或那样的
社会主义者。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学生,都不承认扩展秩序必须建
立在长远的考虑上。
在凯恩斯观点背后有一种哲学幻觉,即存在着一种难以定义
的“善”的属性 一种有待每个人去发现的属性,它使每个人
承担起追求这种善的义务,只要认识到这种善,就有理由蔑视和
不考虑许多传统道德规范 这是通过穆尔的著作( )支配着
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观点 这种哲学幻觉,使他对养育自己
的源泉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敌视态度。这也明显地表现在 福斯
特身上,他曾一本正经地主张,把人类从“商业制度”的罪恶中第 64 页
解放出来,就像把他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一样迫切。
和莫诺以及凯恩斯相似的情感,也来自一位名望稍逊但也很
有影响的科学家: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心理分析
学家奇泽姆。他简直就是在鼓吹“消灭对错观”,坚持认为心理
学 这种建议在 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摆脱“陈腐的善恶负担”
当时受到了美国上层法律权威的赞扬。道德在这里再次被视
非理性的 既然它没有“科 为 学”根据 ,它作为世代积累
起来的文化知识是不被承认的。
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位甚至比莫诺和凯恩斯更伟大的科
学家 爱因斯坦,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。爱因斯坦
所关注的是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问题 。他采用了一句流俗的社
会主义口号,认为应当用“为用途而生产”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中
的“为利润而生产”
这里的“为用途而生产”,是指在小团体中根据产品由谁使
用的预测从事的劳动。但是这种情感没有考虑到以上各章阐述过
的观点,对它应当重申如下:在自发产生的秩序中,只有不同商
品和服务的预期价格与其成本之间的差别,能够告诉每个人如何
为一个蓄水池做出最大的贡献,而我们大家都是从这个蓄水池中
按自己所做贡献的比例汲取所得。爱因斯坦似乎没有明白,只有
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核算和分配,才能够使我们发现的资源得到集
约化的运用,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无法想到的目的,使每
个人都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〔首先是通过服务于大多数他素不
相识的大众,满足他们那些他确能有所贡献的需求;其次是他本
人实际上也可得到很好的供应,因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的人,也是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下为他的需求提供服务(见前一章) 。 爱
因斯坦顺从于这样的情感,表现出他对协调人类努力的实际过程
缺乏了解,或是并没有真正的兴趣。
据给爱因斯坦作传的作家说,爱因斯坦认为不言自明的是,第 65 页
“人类的理性肯定能够发现一种像生产方式一样有效的分配方式”。这段记述不禁让人想 罗 到哲学家伯特 (克拉克, 兰
素的主张,他认为一个社会很难被认为是“完全科学的”,除非
“它精心建立起某种完成特定目标的结构” 。 这种要
求,尤其是出自爱因斯坦之口,表面上看如此合理,以至于当一
个聪明的哲学家嘲笑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一些通俗读物中信口开河
时,也以赞许的口气说,“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,目前的经济危
机要归咎于我们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用途而生产的制度,归咎于
我们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没有伴随着广大群众购买力的相应
增 科恩, 长这一事实”
我们还发现爱因斯坦也在重复(见前引论文)“资本主义社
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”这种社会主义煽惑人心的陈词滥调,在这
种社会里“工人的报酬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”,而“计划经
济……会把需要做的工作分配给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”,如此
等等。
与此相似但更为审慎的另一种观点,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合作
玻恩的一篇文章里 者马克斯 ( : 第五章) 。 玻恩显然认识到
我们的扩展秩序已不再满足原始的本能,然而他也没有仔细地考
察一下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结构,或认识到我们出自本能的道
德在过去五千多年里,已经逐渐被废除或受到了限制。因此,虽
然他知道“科学技术大概已经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文明的伦理基
础”,他却虚幻地以为,它们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,不是因为
它们系统地使信念失去了威信,而是因为它们揭示出,这些信念
没有满足建构论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某些“可以接受的标准”(见
下文) 。 玻恩同意“ ,至今尚没有人设计出一种不需要传统的伦理
原则也能维护社会团结的方法”,他却希望能够“用科学中所使
用的传统方法”来取代它们。他也没有明白,处在本能和理性之
间的东西,是不能用“科学中使用的传统方法”来代替的。第 66 页
世纪一些重要人物 我的事例取自 的言论;我没有把无数
这样的人包括进来,例如米利坎、爱丁顿、索迪、奥斯特瓦尔
德、索尔维、贝尔纳等人,他们全都曾经在经济问题上信口开
河。当然,人们还可以引用出自较有名气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口
不管是过去数百年里的还是 的数百条类似的言论 当今这个时
代的。不过我相信,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些当代的具体事例,而
不是简单地罗列那些引语和例证,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教益。大
概首先应当指出的,这些事例尽管不能说如出一辙,却具有某种
家族式的共性。
错误序列
在这些事例中出现的观点,全都有一些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
的主题根源,它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前辈。对一些背景文献不熟
悉的读者,也许不会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相互关系。因此在
进一步探讨这些观点本身之前,我打算先找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
题,它们中间的大部分,乍一看上去好像无懈可击,而且它们全
都为人们所熟知,但是它们加在一起,却构成一种论证。这种
“论证”也可以被称为一个“错误序列” ,或一个
炮制推断式的理性主义的配方,我把它称为唯科学主义或建构主
义。在动身之前,我们不妨先来参考一份“知识资源”,一本字
典,即一部包含着许多配方的书。我从十分有用的《方塔纳一哈
泼现代思想词典》中找出了四个基本哲学概念的简短定义,这些
概念对于在唯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条线上受过教育的当代思想
家,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:理性主义、经验主义、实证主义和功
利主义。在过去几百年里,这些概念渐渐地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
“时代精神”具有代表性的用语,根据这些由一位英国哲学家、牛津三一学院院长昆顿写下定义,理性主义认为,除非有经验和第 67 页
的基础,一切 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 推理 信念都是
不可接受的。经验主义主张,任何声称表达知识的命题,仅限于
那些其正当性有经验依据的命题。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这样一种
观点,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,这里所谓的科学,是指它
描述了可观察现象的共存性和连续性。而功利主义“把行为给每
个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,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”。
就像人们会在前一节引用的事例中隐约感到的那样,在这些
定义里人们会十分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信仰宣言,以及它们针对传统道德的战争宣言。这些宣言、定义和主张给人
的印象是,惟有可以用理性加以证实的,惟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
的,惟有那些能够体验到的,惟有那些能够加以检测的,才是值
得相信的;惟有让人愉快的事才是应当做的,其他事情必须统统
放弃。这又直接导致一种主张,认为过去和今天创造着我们的文
化的主流道德传统 它们肯定无法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证实
是不值得遵守的,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
通常是社会主义的新道 种新道德 德。
对这些定义连同我们前面的事例,如果给予更为细致的评
价,可证明它们包含着如下预设:
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,就没有理由
遵守 (莫诺, 玻恩) 。
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,就没有理由遵守。这种观点隐含
在我们的所有事例中,不过我必须坦白,我本人也曾持有这种观
点,并且我还能够从一位大体说我们观点一致的哲学家那里发现
这种观点。卡尔 波普尔爵士曾经说过( 着重
体是我加的) , 理性主义思想家 “不会盲从任何传统” , 当然, 这
就像不服从任何传统也是不可能的一样。不过这肯定是个笔误,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曾正确地说过,“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
谈论什么” ,另见巴特利,第 68 页
(虽然自由人会坚持有权评估任何传统,并且在适当的情况
下有权拒绝任何传统,但是如果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一切传统,并
且对其作用始终一无所知,那么他是不可能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
的。 )
与此相关的观点是,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,除非对它的
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,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(爱因斯坦,罗
素, 凯 恩斯 ) 。
另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观点是,任何事情,除非不仅
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,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
视为有益的,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。
(第 条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,其实它们大体上一样。
我在这里对它们加以区分,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,支持这
些观点的论证 这取决于是谁在捍卫它们 或是根据缺乏普
遍的可知性,或更具体一点说,是根据缺乏明确的目的或有关后
果的全面而可观察的知识。)
还可以举出进一步的要求,不过这四项要求 我们将在以
下两章加以评价 已可满足我们(主要是为了阐明观点)的目
的。关于这些要求,首先可以指出两点:第一,对于我们的知识
或我们的理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有其局限性,它们都没有表现出任
何自觉,或者说,它们都没有考虑,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最重要的
任务,可能就是找出这种局限性。下面我们就会知道,确实存在
着这种局限性,它们能够部分地得到克服,譬如利用经济科学或
“交换学” ,但是如果坚持以上四条要求,它们是不
可能得到克服的。第二,我们发现,在支持这些要求的态度中,不仅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,不仅没有考虑或解决这些问题,甚
至令人不解地缺乏一种好奇心,丝毫没有想想我们的扩展秩序是
如何出现的,它是如何得到维持的,假如破坏了创造并维持这种
秩序的传统,会造成什么后果第 69 页
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
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发出进一步的抱怨,对此我们几乎还没有
给予考虑:资本主义的道德和各种制度,不但未能满足以上评论
过的那些逻辑的、方法论的和认识论的要求,它甚至还给我们的
自由,例如我们不受限制地“表达”自我的自由,加上了不堪承
受的重负。
对付这种抱怨不能依靠否定显而易见的事实,即我们着手写
道德 作本书时所依靠的真理 传统确实会让许多人有些负担
感。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以下各章,为了回答这种抱怨,还得观
察一下我们从承受这种负担中得到了什么,以及不这样做会有什
么结果。我认为,实际上文明的一切好处,甚至包括我们的生
存,都取决于我们不间断地愿意承担起传统的负担。这些好处固
然不能使负担变得“合理”,但是改弦易辙只会造成贫困和饥荒。
我不想一一清点或评论所有这些好处,也不想“记下主对我
们的恩赐”,但是我可以在一个略有不同的背景下,再次提出一
个也许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好处 我这里想到正是我们的自由。
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:所谓自由的人,是一个在
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。这种个人决
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,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(例如财产
权),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
范围。也就是说,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。这件
事至关重要,因为拥有自己的东西,不管它多么少,构成了独立
的个体得以形成的基础,它创造了能够追求具体的个人目标的特
定环境。
但是,一种普遍的臆断,即有可能取得这种没有限制的自
由,却造成了混乱。这种臆断反映在出自伏尔泰之口的格言:第 70 页
( “自由者, 可随
心所欲之谓也”),反映在边沁的“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,因为每
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”这种言论上 ,也
罗素的自由“就是我们实现 反映在伯特兰 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
以 碍”这种定义上( 及无数其他文献上。然而这种
意义上的普遍自山是不可能的,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会颠覆所有
其他人拥有的无限自由,即不受限制的自由。
这可 因此,问题在于如何为所有的人保障尽可能多的自由
以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,这
些规则禁止对所有其他人(或由他们)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
制,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(见哈耶克,,以及本书第二章)。简言之,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
体目标;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,以此保护个
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。所谓奴隶制,无非就是强
制人们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,而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(不管他们
是否有负担感),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
有时人们担心这种多样性会导致混乱,它威胁到和我们的文明联
系在一起的相对秩序,其实更大的多样性却会带来更大的秩序。
因此,和没有限制的自由相比,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
由,正如普鲁东所言,是“秩序之母,而不是它的女儿”。
其实,没有理由期待习惯做法得到的进化选择会产生幸福。
对幸福的强调是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为,他们认为,必须为人们的
道德选择找出自觉的理由,所谓理性,也就是对幸福的自觉追
求。但是,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采用自己的道德规则,就
像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运用他的理性一样错误。
不过不应忘记,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演化的秩序为我们提供的
幸福,有可能等于乃至超过原始秩序为极少数人提供的幸福(这
并不是说这种事是可以计算的)。现代生活中的许多“异化”和第 71 页
不幸有两个来源,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到知识分子,另一个影响到
前者是一个有关任何生活在不符合 物质丰富的全体受益者 自觉
控制这一理性主义标准的“制度”中的人进行自我完善的预言。
因此从卢梭到福柯和哈贝马斯这些法国和德国的当代思想界人
上,都认为异化存在于一切未经个人自觉的同意便把秩序“强加
于”他们的任何制度之中;因此他们的追随者倾向于认为文明是
根据定义,事情只能如 不堪忍受的 其次,坚持利他主义
和休戚与共的原始本能,使那些遵守扩展秩序中非人格化规则的
人,不得不承受“坏了良心”这种如今十分流行的恶名。同样,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据说会面对内疚感(或“社会良知”)。于是在
物质丰富的环境里,不但有残留的贫困造成的不幸,而且有
在本能和狂妄的理性看来 同秩序格格不入而引起的不幸,因
为这种秩序有着非本能的和超越理性的明确特征。
“解放”和秩序
在不像反“异化”的论证那般玄妙的层面上,是从文明的负
担中获得“解放” )的要求 这些负担包括遵守劳动
纪律、责任心、承担风险、节俭、诚信守诺,以及普遍规则对人
类敌视陌生人、愿意同和自己相似的人同甘共苦的本能反应
这是对政治自由更为严重的威胁 加以约束引起的麻烦。因此
“解放”虽然说起来是个新概念,就它摆脱传统道德的要求而言,其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现象。赢得了这种解放的人,将破坏自由
的基础,允许人们做那些将文明赖以存在的条件摧毁贻尽的事
情。一个例子是“解放神学”,尤其是南美洲天主教会中的这种
货色。不过这场运动并不限于南美洲。人们到处在以解放的名义
弃绝那些使他们能够达到目前的合作规模和程度的行为方式,因
为根据他们的观点,他们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,和集中控制的做第 72 页
法相比,法律和道德规则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,如何使一个更
而 秩序成为可能。 大的 且是更自由的!
这些要求主要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
统(十分不同于源自英国老辉格党的政治自由主义),它意味着
自由不能和个人行为受到的任何普遍限制共存。从上述伏尔泰、边沁和罗素的言论中,都可以听到这个传统的声音。不幸的是,斯图亚特 它甚至渗透到了英国“理性主义圣人”约翰 穆勒的著
作中。
在这些作者的影响下,大概尤其是在穆勒的影响下,我们只
能以服从某些行为规则为代价才能享有使我们得以形成扩展秩序
的自由这个事实,历来被用于为重返野蛮人所享有的“自由”状
态的要求进行辩护,按照 世纪思想家的定义,这些野蛮人
“尚不知财产为何物” 。 但是这种野蛮状态 其中包含着共同追
求自己同胞的具体目标以及服从头领命令的义务或责任 很难
被说成是一种自由状态(虽然它可能包含着从某些具体负担中得
到解放的内容),甚至难以把它说成是一种道德状态。只有那些
当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普遍而抽
象的规则,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。第 73 页
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
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
前面提到 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,或没有 的四条要求
被充分理解的,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,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
的,都是不合 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 乎理性的
思想的口味。这两种立场本身,都来自一种对人类合作的扩展秩
序的机械论的或物理主义的解释,即来自对秩序的这样一种理
解:只要能够掌握团体中的成员所知道的全部事实,人们就可以
对一个群体进行安排或控制。然而扩展秩序不是、也不可能是这
样的秩序。
因此我愿意事先承认,传统道德和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信条、制度和行为方式,都不符合这些要求或标准,而且 从这种有
都是“非理性的”和 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的角度看 “不科学
的”。此外,正像我们也已承认的那样,继续遵守传统做法的人,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或如何得到维持的,因此几
乎无须奇怪,传统主义者有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的另一些所谓
“证明” , 往往十分幼稚 (从而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猎捕的对
象),并且与这些做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无关。许多传统主义
者甚至不愿意在那些根本无法提供的证明上费心思(这使知识分
子可以指责他们是反智的或教条主义的),而是出于习惯或宗教
信仰,继续奉行自己的做法。这并不是什么“新发现”。早在第 74 页
年前,休谟就观察到了“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
论”。然而休谟的话并不足以阻止大多数近代理性主义者继续认
他们却常常把休谟引为同 凡 为 道,这实在令人莫明其妙
不是来自理性的东西,不是胡说八道,就是随意的偏见,因此他
们继续要求找到理性的证明。
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,譬如对上帝的信仰,以及许多涉及性
和家庭的传统道德(我在本书中不想讨论这些问题),无法符合
这些要求,甚至我这里所关心的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,私有财
产、节俭、交换、诚实守信、履行契约,等等,也是如此
考虑到这里提到的传统、制度和信念不但不符合上述逻辑
的、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要求,而且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根据另一些
理由反对它们,情况 例如奇泽姆和凯恩斯就 看起来就更加不妙
把它们视为“陈腐的负担”,韦尔斯和福斯特则认为它们是与卑
鄙的贸易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(见第六章)。它们还被视为
异化和压迫的来源,“社会不公正”的来源,这是今天特别时髦
的观点。
这些反对意见得出的结论是,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、得到
了理性的改造和论证的道德,它符合以上要求,因而它不会成为
一种陈腐的负担,一种异化的、压迫性的或“不公正的”力量,也不会和贸易沆瀣一气。不过这还仅仅是这些新定理的制定
者 爱因斯坦、莫诺和罗素这些社会主义者,以及自称“不道
德的”凯恩斯 为自己安排的伟大任务的一部分。还必须建立
新的理性主义语言和法律,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,现有的语言和
法律也不能符合这些要求(就此而言, 至科学规律也不符合这
些要求,见休谟, ;波普尔, 因为他们自己
已经不再相信道德有任何超自然的依据(更不用说语言、法律和
科学了),但又仍然坚信必须有某种证明,于是在他们看来这项
令人生畏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。第 75 页
人类因为按自己的设计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,因为
没有对它进行更好的设计而感到惭愧,既然如此,他现在便当真
下手这样做起来了。社会主义的目标无异于对我们传统的道德、法律和语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,以此为据,它要把阻碍着理性、完美、真正的自由和公证制度的旧秩序,以及断定为顽固不化的
不合理状态,一扫而光。
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
这种观点以及整个这项计划所依据的理性主义标准,说
好听一点,是追求完美的建议,说难听了,不过是陈旧方法
论中一些已经信誉扫地的原理,它们可能一直与被视为科学
的东西结合在一起,但是和真正的研究毫不相干。在我们的
扩展秩序中,一个经过了高度进化的复杂的道德体系,与受
到建构主义、唯科学主义、实证主义、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
赞成的幼稚的理性理论同时存在。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理性
和科学,而是反对这些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,以及由此引
起的一些行为方式。只要认识到按照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事
情能得到证明,这一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。不但道德是如此,而且语言、法律甚至科学本身也是如此。
许多不熟悉科学哲学内部最近的进展和争论的人,对于我所
阐述的观点也适用于科学这一点或许会感到陌生。然而事实的确
如此,不但我们目前的科学规律无法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者所要求
的方式加以证明,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,我们终究会明白我们目
前的许多科学猜测也是错误的。指导我们做得较我们过去的认识
更为成功的观念,虽然可视为伟大的进步,但是从本质上说,它
和它的先驱一样是错误的。我们从卡尔 波普尔那儿知道(
,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加快我们犯错误的过程。在这段第 76 页
时间里,如果我们抛弃所有当前不能证明为真的猜测,我们很快
就会回到那些只相信自己本能的野蛮人的水平上去。然而这就是
从笛卡尔学派的 所有唯科学主义立场 理性主义到现代实证主
所 义 建议的事情。
的确,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,但是同样真实
的是,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,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的那些规
则,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。因此,不管我们遵守什么规则,我
们都不 或科 能根据要求去证明它们。由此可见,有关道德
学,或法律,或语言 的任何论证,都不可能合乎道理地转变
成证明问题(见巴特利, 。如果我们因
为不知道理由,或因为我们无法提出符合要求的证明,就什么事
情都不做,我们大概也就活不了多久了。
这个证明的问题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,它部分归咎于一些错
误的、前后矛盾的假设,它们来自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流传
统,有时可以追溯到远古。证明问题上的混乱,尤其是具体到我
们主要关心的问题,也来自奥古斯特 孔德,他相信我们可以对
我们的道德体系进行全盘改造,用一种完全出自建构的、经过证
明的 (或者像孔德本人说的那样“ ,经过证实的” ) 规则系统取而
代之。
这里我不想把传统的证明要求不恰当的原因一一开列清楚。
不妨用证明道德观念的一种常见方式为例(它也适用于下一节的
论证)。应当指出,像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伦理学那样假定,我们的道德的目的在于创造或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,只有在这个
范围之内才能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,这纯属无稽之谈。没有理
由认为,在进化中得到选择的这些使人们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习
惯做法,与创造幸福有多大关系,更不用说它受追求幸福的努力
所左右了。相反,有许多事情表明,单纯以幸福为目的的人,会
被那些想要保存生命的人所打败。第 77 页
我们的道德传统虽然不能按照要求的方式进行建设、证明或
证实,不过对其形成过程却是可以部分地进行改造的,并且在从
事这项工作时,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它们所满足的需要。
在我们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范围内,我们当然会要求自己在
内部批判的基础上,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以消除那些公认的缺
陷。也就是说,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和一致性,对系
统做相应的修补,以此对我们的道德传统加 见波 以改进和修正
普尔, 。 ; :
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新研究,就是这种
细小改进一个实例。另一个例子是,我们认为古典的(罗马法
的)个人财产概念,主要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
利用或滥用某种物体的排他性权利,但是它过分简化了为维护有
效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则,因此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成长起
来了,它希望明确如何改进传统的财产制度,以便使市场发挥更
为出色的功能。
这种分析的第一步,包括对系统如何能够产生的过程进行所
谓的“合理重建”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、甚至是自然史的研
究,而不是去建构、证明或证实这个系统本身。它类似于休谟的
追随者习惯于说的“猜测史学” ,它能够让人
理解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规则占了上风(但是绝没有忽略休
谟的基本主张,即“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”,这一点常常不能得到足够的重申)。采取这种路线的,不但有苏
格兰哲学家,还有一大批不绝如缕的文化进化研究者,从古罗马
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,到伯纳德 曼德维尔,经由赫尔德,再
到贾姆巴蒂斯 维科 塔 他有一种深刻的见解:
( “人变成了这个样子, 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过程” ) ;
,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德国法律史学家如萨维尼,直到门格尔。门格尔是这些人中间惟一出现在达尔文之后的人,第 78 页
但是他们全都致力于给文化制度的出现提供一种合理重构,一部
猜测的历史或进化论的解释。
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处境困窘,我很想说,最有可能对
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,必定是我本人
这个行业的成员,即经济学家,他们是理解扩展秩序形成过程的
专家。惟有能够说明分立的财产之类的因素之相关作用的人,才
能解释为何这种行为方式,使遵守它的群体胜过了那些其道德更
适合于达到另一些目标的群体。我这种取悦于自己的经济学同行
的愿望有部分合理之处,假如他们中间没有那么多人受到建构主
义的影响,这一愿望也许更为妥当。
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?我们的“合理 么呢?我 重建”是指什
们在前面几章已对此做了概述。建构主义主张,正确的道德可以
由理性加以设计和重建,除此之外,道德至少还有两个可能的来
源。首先是我们说过的内在道德,即我们本能的道德(休戚与
共、利他主义、集体决策,等等),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不足以
维持我们目前的扩展秩序及其人口。
其次是维持着扩展秩序的、演化出来的道德(节俭、分立的
财产、诚信,等等)。我们已经知道,这种道德处在本能和理性
之间,由于对本能和理性错误的两分法而变得含糊不清。扩展秩
序依靠这种道德,因为它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因为遵守其基本规则
的群体,相对其他群体而言人财两旺。我们的扩展秩序和市场的
奥妙,一个让社会主义者和建构论者栽跟头的奥妙是,和受人主
宰的过程相比,我们利用这个过程能够从可发现的资源中得到更
大的收获(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更多的资源)。证明这种
道德的合理性,虽然不能以它使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从而生存下来
为据,但是它确实使我们生存下来了,这中间大概有些需要解释
的东西。第 79 页
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;观察
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
存在着进行证明、建构或证实的可能性,这种错误假设的根
源大概是唯科学主义。但是,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就算知道了这一
点,他们无疑也会倒退到他们陈旧的方法论中另一些要求上去,它与证明的要求有关,但并不严格地依赖这种要求。例如(再回
头看看我们前面列举的要求吧)以下主张就会遭到反对:人们不
可能彻底理解传统道德规则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;对这些规则
的遵守并不服务于人们能够事先做出充分说明的目的;对这些规
则的遵守会产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、因而也无法确定其是否有利
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或预见。 后果
换言之,传统的道德规则无法满足第二、第三和第四项要
求。可以看出,这些要求相互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因此在指
出它们不同的侧重点之后,仍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。
所以为了简单地指明它们的相互联系,可以说除非人们事先知道
并能充分说明自己行为的可观察的后果,不然人们就是不理解自
己正在做什么,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。据说,如果行为是理性
的,它就必须是考虑周全的和有预见的行为。
除非用十分宽泛而肤浅的方式解释这些要求,使它们特有的
实践意义丧失殆尽,譬如说,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引
起了“创造财富”这一有利的结果,否则遵守传统行为方式,如
产生市场秩序的行为方式,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。我认为,参与
我们讨论的任何一方,都不会根据如此肤浅的解释看待这些要
求;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,肯定都不会有这样的意图。我们
承认,我们的传统制度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,它们不具有事先已
得到说明的有利或不利的目的和作用,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我们第 80 页
的实际处境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。而且这对于那些制度反而会更
好。
在市场条件下(就像我们的扩展秩序中的其他制度一样),出人预料的结果至关重要: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,这在个过程中,为了自己的目标(它们本身也常常十分含糊不
清)采取行动的个人,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
的净结果。
以如下要求为例:盲目地(即缺乏理解)顺从或采取行动是
不理性的,一个有目的的行为,对它的意图和后果不但必须做到
事先有充分的了解,而且它们还必须能够被充分地观察到,并且
是最为有利的。现在我们用这种要求来衡量一下扩展秩序的概
念。当我们在产生这种秩序的广阔的进化架构内思考这一秩序
时,上述要求的荒谬之处昭然若揭。导致这种秩序本身的创立、使某些行为方式压倒另一些行为方式的决定性作用,是早先的个
人行为很久之后才产生的结果。对于这种作用于群体的结果,早
先的个人几乎不可能有所了解,即使早先的个人能够知道它们的
作用,在他们看来这种作用也很可能没有任何益处,不管后来的
个人有什么想法。对于后来的个人而言,没有理由认为,他们为
了搞清楚自己遵守其行为方式的群体为何比其他群体更加繁荣兴
旺,他们的全体成员(或任何哪个人)就应当对历史 姑不论
进化论的知识和经济学 以及必须知道的一切事情具备充分的
知识,虽然有些人无疑总是擅长于为当前的或当地的行为方式找
出各种理由。许多演化出来的规则,为扩展秩序中更大的合作与
繁荣提供了保障,它们有可能全然不同于任何能够预见的事情,甚至有可能在这一秩序的进化过程中,迟早会让某些人产生反
感。在扩展秩序中,在每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做什么上
起决定作用的环境,显然包含着其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采取 ......
导论: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?
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……实际上我们可
以说,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 …它如此壮丽, 产物
如此大胆,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。如果我们想
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,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,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。
路德 冯 维希 米瑟斯
本书所要论证的是,我们的文明,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
维持,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,它的准确表述,就是在人类合作
中不断扩展的秩序。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
的称呼是资本主义。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,我们必须明白,这种
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,而是一个自发的
产物:它是从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的、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
中产生的,其中许多这种做法人们并不喜欢,他们通常不理解它
的含义,也不能证明它的正确,但是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
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 人口和财富的相对增加 它们
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。这些群体不知不觉地、迟疑不决地、甚至
是痛苦地采用了这些做法,使他们共同扩大了他们利用一切有价
值的信息的机会,使他们能够“在大地上劳有所获,繁衍生息,人丁兴旺, 物产丰盈( ”《旧约 创世记》 。大概这个过程
是人类进化中得到正确评价最少的一个方面。第 2 页
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。他们不但结论不同,甚至对事实的看法也不同。社会主义者搞错了事实,这一点对我
的论证至关重要,下面将就此展开讨论。我打算承认,如果社会
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,从
事实角度讲是正确的,那么我们大概不得不相信,根据某些道德
原则进行收入分配,而且只有授权一个中央政权来支配现有资源
的用途,才能够进行这种分配,这有可能是消灭生产资料个人所
有的前提。即使通过集中支配生产资料所能生产出的集体产品,至少同我们现在所产生的数量一样多,如何进行公正的分配仍会
是个严重的道德难题。然而我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处境。因为除了
让产品在竞争性市场中进行分配之外,尚不知有什么其他方法能
够告诉个人,他们该为各自的努力确定什么方向,才能为总产量
做出最大限度的贡献。
我的论证的要点是,以赞成竞争性市场造成的人类自发的扩
展秩序的人为一方,以要求在集体支配现有资源的基础上让一个
中央政权任意安排人类交往的人为另一方,他们之间发生的冲
突,是因为后者在有关这些资源的知识如何产生、如何能够产生
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问题上,犯下了事实方面的错误。作为
一个事实问题,必须用科学研究来解决这一冲突。这种研究证
明,通过遵守决定着竞争性市场秩序的、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
(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所服膺的理性主义教条或规范不相符的传
统),我们所生产并蓄积起来的知识与财富,要大于那些自称严
格遵循“理性”办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经济所能得到或利
用的数量。因此,社会主义不可能达到或贯彻它的目标和计划;
进而言之,它们甚至在逻辑上也是不能成立的。
这就是为何与经常有人所持的立场相反,这些问题不单纯是
涉及到利益或价值判断的问题。人们如何逐渐接受了某些价值或
规范,它们如何作用于这些人的文明,这个问题本身当然首先是第 3 页
个和事实有关的问题,也是本书的中心问题,其中前三章勾画出
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使文明成为可能的是扩展秩序,社会主义的
要求不是从形成这种秩序的传统中得出的道德结论。相反,它们
竭力想利用某种理性设计的道德体系去颠覆这一传统,而这种体
系的号召力所依靠的,是它许诺的结果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。
它认为,既然人们能生成某些协调他们行为的规则系统,因此他
们也必定能够设计出更好的、更令人满意的系统。但是,如果人
类的生存依赖一种特定的、受规则支配的、其效果已得到验证的
行为方式,那么他当然不会仅仅为了眼前一时的好处,便去选择
另一种行为方式。市场秩序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论,不亚于一个
生死存亡的问题。遵循社会主义道德,将会使目前人类中的许多
人遭到毁灭,使另外许多人陷入贫困。
所有这一切,提出了一个我希望从本书一开始便要加以澄清
的重要问题。虽然我攻击社会主义者一方在理性上的专断态度,但我的论证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。所谓“正确运用理性”,我
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,进行自我教育的理性,它要正
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,即在
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,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
划。一本论证社会主义在事实上甚至逻辑上站不住脚的著作,怎
么会抨击理性呢?我也不想否认,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,采
取点滴改进的方式,理性可以在评价、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
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。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样,本书所反对的
是指导着社会主义的那些由来已久的理性规范,即我认为体现着
一种幼稚而无批判性的理性学说的规范,一种我称之为“建构论
理性主义” )的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。
因此我不想否认,理性具有改进各种规范和制度的能力,更
不打算认为,对于如今被普遍理解为以“社会公正”为取向的我
们的整个道德体系,不可能进行改造。但是,我们只有检视一种第 4 页
道德体系的各个部分,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这种道德虚妄地认
为自己能够做到一些根据它的原则和规范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,譬如发挥生成和组织知识的功能,那么这种不可能本身就是对该
道德体系的一种决定性的合理批驳。抑制这种结果是十分重要
的,因为说到底,正是全部争论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问题的观
点,阻碍着市场秩序的专业研究人员以足够的力量强调,社会主
义不可能做到它所许诺的事情。
我的论证也不表示我没有和社会主义者分享某些广泛持有的
价值;下面我将证明,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广泛接受的“社会公
正”这一概念,表达了一种可能的状态,我甚至不相信它是个有
意义的概念。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乐主义伦理学的人所主张的那
样,认为仅仅着眼于可预见的最大满足,我们就能够做出合乎道
德的决定。
我的工作起点,完全可以用休谟的一个见解来表示,即“道
德准则……并非我们理性的结果”(《人性论》,。这一见解将在本书中起关键作用,因为它构成了本书所要
回答的基本问题,即我们的道德观念如何出现和如何才能出现,以及它的产生方式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意味着什么。
资本主义在利用分散的知识方面有着更为优越的能力,因此
我们只能维护资本主义,这种观点提出了我们是如何得到这种无
可替代的经济秩序的问题 鉴于我认为强烈的本能和理性主义
冲动会颠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,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
重要。
前三章就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,是建立在经济学所熟知的古
老观点上,即我们的价值和制度不单是由既往的原因所决定,而
且也是一种结构或模式不自觉地进行自我组织的过程之一部分。
这种观点,不仅在经济学中,而且在一个广大的领域,即今天人
们所说的生物科学中,都是正确的。这种见解不过是一个不断成第 5 页
长壮大的理论家族中的第一个成员,它在说明复杂结构时是着眼
于某些过程,它们超越了我们服从所有各自环境的能力,并且对
这些环境的具体表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我最初开始工作时,感
到自己在研究这种自我维持秩序的高度复杂的进化形式方面,几
它们 乎是在孤军奋战。但是在这段时间,对这类问题的研究
有着形形色色的名称,如自发生成论、控制论、内生平衡、自发
秩序、自组织、协同论、系统论,等等 变得如此之多,使我
只能对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细致的了解。因此,本书只能说是为一
个不断壮大的潮流尽了绵薄之力。这一潮流明显地导致了一种进
化论的(但肯定不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)伦理学的逐渐发
展,它堪与已经十分先进的进化论的认识论媲美,并对后者有所
帮助,但它们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。
虽然本书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学和哲学问题,不过它的
主要任务仍然是要证明,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运动之
一,即社会主义,显然是建立在一些错误的前提上,尽管它有可
能出自一些良好的愿望,并有我们时代一些最聪明的代表人物从
中领导,它却威胁着我们现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
活水平,甚至他们的生命本身。第四章到第六章对这个问题进行
了论证,在这一部分,我评价和驳斥了社会主义者对我在前三章
对我们文明的发展和维持的解释提出的挑战。在第七章我转向我
们的语言,希望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的影响对它造成了怎样的破
坏,以及我们必须多么小心地不要让自己在这种语言的诱惑下,也陷入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。在第八章我讨论了不但社会主义
者,而且另一些人也会提出的一种反对意见,即人口爆炸削弱了
我的论点。最后,在第九章,我对宗教在我们道德传统的发展中
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简短的评论。
既然进化论在本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因此我应当指
出,近年来在导致更好地理解知识的成长和作用(波普尔,第 6 页)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自发秩序(哈耶克,)方面令人鼓舞的进展之一,是进化论的认识
论的 ;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, 发展(坎贝尔,这是一种把理性及其产物理解成进化过程的知识理论。我在本书
中还谈到了一些相关问题,它们虽然极其重要,但基本上仍然没
有得到人们的重视。
我主张,我们不但要有进化论的认识论,还要有道德传统的
一种进化论解释,它的特点应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。当然,人类
交往的传统规则,就像语言、法律、市场和货币一样,都是一些
萌发进化论思想的领域。伦理学是最后一座要塞,人类现在必须
放下架子,承认它也是起源于进化。这种道德进化论显然正在形
成,它的基本观点就是,我们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,也不是来自
理性的创造,而是一种特殊的传统 就像第一章的标题所示,它处在“本能和理性之间” 一种极其重要性的传统,它能够
使我们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,适应各种问题和环境。我们的道德
传统,就像我们文化中许多其他方面一样,并不是我们理性的产
物,而是与我们的理性同时发展的。有些人也许会对这种说法感
到奇怪或不解,但是这些道德传统的确超越了理性的局限。第 7 页
习惯乃人的第二本性。
西塞罗
我们所谓来自天性的良 ,是从习惯中诞生的。 心
蒙田
它们总想彼 我胸中居住着两个灵魂, 此分离。
歌德
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
在早期思想家看来,人类活动存在着一种超出有条理的头脑
的想像范围的秩序,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。甚至亚里士多德这
位相对而言较晚近的人物,也相信人类之间的秩序只能扩展到传
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之内 (《伦理学》, ,因此一个拥有
万人的国家是不可能的。然而,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可能的事情,在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。亚里士多德虽然作为一个
科学家成就斐然,当他把人类秩序局限在传令官声音所及的范围
时,他的言论所依据的却是自己的本能,而不是他的观察和
思考。
这种念头是可以理解的,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前很久便
已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类本能,并不是因为他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环
境或成员而产生的。这些本能适用于流动的小部落或群体的生
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第 8 页
活,人类及其前辈就是在这些群体中演化了数十万年,形成了人
类基本的生物学构造。这些由遗传而得到继承的本能,主导着一
个群体内的合作,而这种合作必然范围狭小,仅限于相互了解和
信任的同胞之间的交往。这些原始人受眼前的共同目标支配,对
主要是食物来 他们环境中的危险和机会 有 源和藏身之地
着相似的感受。他们不但能够听到自己的传令官,他们通常还认
识他这个人。
虽然更为丰富的阅历会使这些群体中一些较年长者取得一定
的权威,但主要是共同的目标和感受支配着其成员的活动。休戚
与共和利他主义的本能,对这些协作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。这些
本能适用于自己团体中的成员,却不适用于外人。因此这些小团
体中的成员只能以如下方式生存:孤立的人不久就会成为死人。
可见霍布斯讲述的原始人的个人主义,纯属无稽之谈。野蛮人并
不是孤立的人,他的本能是集体主义的。根本就不存在“一切人
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” 。
当然,假如我们现在的秩序尚未存在,我们大概也难以相信
任何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产生,我们会不经意地把任何有关这种秩
序的记载视为天方夜谭,认为它不过是在讲述一些不可能发生的
事情。这种不寻常的秩序的形成,以及存在着目前这种规模和结
构的人类,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逐渐演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
则,特别是有关私有财产、诚信、契约、交换、贸易、竞争、收
获和私生活的规则。它们不是通过本能,而是经由传统、教育和
模仿代代相传,其主要内容则是一些划定了个人决定之可调整范
围的禁令 ( “不得如何” ) 。 人类通过发展和学会遵守一些往往禁
止他按本能行事的规则(先是在狭小的部落里,然后又扩展到更
大的范围),从而不再依靠对事物的共同感受,由此建立了文明。
这些规则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新道德,我愿意用“道德”一词来
定义它,它制止或限制了“自然道德”,即让小群体聚集在一起第 9 页
并保证该群体内部进行合作的本能,其代价则是阻止或堵塞了它
的扩展。
我愿意用“道德”一词来定义那些非本能的规则,它使人类
能够扩展出广泛的秩序,因为道德规则的概念,只有把它一方面
同冲动和不假思索的行为相对照,另一方面同对特定结果的理性
思考相比较时,才是有意义的。本能的反应不具备道德属性,用
“利他主义” 之类概念来说明这种反应的 “社会生物学家( ”如果
他们想做到前后一致,就应当把性交看做最利他主义的行为),显然是错误的。只有当我们的意思是,我们“应当”遵守利他主
义情感时,利他主义才成了一个道德概念。
当然可以认为,这很难被说成是利用这些概念的惟一方式。
曼德维尔认为“把我们变成社会动物的伟大原理,支撑着生活的
一切生意和行业的牢固基础,无一例外全是罪恶”
这让他的同代人义愤填膺,他的确切意思是,扩展秩序中的规则
与把小团体结合在一起的本能直觉是相互冲突的。
一旦我们不把道德规则视为内在本能,而是把它视为通过学
习得到的传统,它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感情、情感或感觉之间的
关系,便会引起各种有趣的问题。例如,虽然道德规则是通过学
习得到的,但它未必总是会像明确的规则那样发挥作用,它可以
像本能一样,也表现为对某些行为模糊的厌恶或不快。这种感觉
经常告诉我们如何对内在的本能冲动做出选择。
有人也许会问,对本能的要求施加的限制,如何能对更多成
员的行为进行协调呢?举例来说,不断地服从像对待自己的邻人
那样对待一切人这种要求,会使扩展秩序的发展受到阻碍。因为
如今生活在这种扩展秩序里的人取得利益,并不是因为他们互以
邻居相待,而是因为他们在相互交往中采用了扩展秩序的规则,譬如有关分立的财产和契约的规则,代替了那些休戚与共和利他
主义的规则。人人待人如待己的秩序,会是一种相对而言只能让第 10 页
很少人有所收获和人丁兴旺的秩序。这样说吧,如果对媒体轰炸
向我们发出的一切爱心呼吁全都做出反应,就会造成沉重的费
用,使我们无法再去做那些我们最有能力从事的工作,并且很可
能会使我们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有关特定需要之相对重要性
的特殊立场的工具。这不会给我们有着合理关切的那些不幸提供
正确的改进之道。同理,要想让统一的抽象规则适用于一切人的
关系,让它超越各种界线,甚至国家间的界线,则必须扼制对外
人本能的进攻性。
因此,为了形成超越个人的合作模式或系统,要求每个人改
变他们对他人的“出于天性的”或“本能的”反应,而这是件受
到强烈抵抗的事情。这种与天生的本能,即曼德维尔所说的“私
心之恶”的冲突,可以变为“公益”;人们为了使扩展秩序得到
发展,必须限制某些“善良的”本能,这就是后来又变成冲突来
源的结论。例如,卢梭是站在“天性”一边的,虽然他的同代人
休谟明确说过,“如此高贵的情感(譬如乐善好施),就像与此几
乎完全相反的事情即非常狭隘的私心一样,并没有让人们适应大
社会”
必须一再强调的是,人们痛恨对小团体中的习惯做法的限
制。因为我们就会知道,遵守限制的个人,虽然他的生活要取决
这些限制,但是他并不理解,一般说来也无法理解,它们如何发
挥作用或如何造福于他。他知道许许多多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东
西,却不允许他去拿到它们,他搞不清楚,他所处的环境中另一
些有利的特点,为何取决于他必须服从的纪律 禁止他 取这
些同样有吸引力的东西的纪律。我们非常不喜欢这些限制,但很
难说我们能够选择它们,倒不如说是这些限制选择了我们:它们
使我们得以生存。
许多抽象规则,譬如对待个人责任和分立的财产的规则,都
与经济学有关,此事并非偶然。经济学历来研究的就是,一个大第 11 页
大超出我们的视野或设计能力的甄别和选择的变异过程,如何产
生出了人类 斯密首先领悟到,我们碰巧 交往的扩展秩序。亚当
找到了一些使人类的经济合作井然有序的方法,它处在我们的知
识和理解的范围之外。他的“看不见的手”,大概最好应当被说
成是一种看不见 。 我们在自己既不十分 的或难以全部掌握的模式
了解、其结果也并非出自我们的设想的环境引导 譬如通过 下
去做某些事情。在我们的 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机制 经济活动
中,我们既不了解我们所满足的那些需求,也不了解我们所获得
的物品的来源。我们所服务的人,我们几乎全不认识,甚至我们
不在乎他们的生存。同时我们的生活,也要依靠不断接受另一些
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所提供的服务。这些事情之所以成为可能,不
过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制度和传统架构 经济的、法律
的和道德的 之中,我们通过服从某些并非由我们制定、从我
们了解自己制造的东西的功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并不理解的行
为规则,使自己适应了这个架构。
现代经济学解释了这种扩展秩序如何能够产生的原因,以及
它自身如何形成了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,它能够使广泛散布的信
息公之于众并使其得到利用,这些信息不用说哪个个人,即使是
任何中央计划机构,也是无法全部知道、占有或控制的。斯密明
白,人的知识是分散的。他写道, 的资本能用于哪一类国内
产业,哪些产品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,显然,每个人在自己所处
的环境下做出的判断,会大大优于任何政治家或立法者能够为他
做出的判断, 。或者像一位 世纪头脑敏
锐的经济思想家所言,经营所需要的“有关成百上千个具体事物
的琐细知识,也只有可以从中获利的人才会去学习”(贝利,。像市场这种收集信息的制度,使我们可以利用分散而
难以全面了解的知识,由此形成了一种超越个人的模式。在以这
种模式为基础的制度和传统产生之后,人们再无必要(像小团体第 12 页
那样)在统一的目标上求得一致,因为广泛分散的知识和技能,现在可以随时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标。
这种发展在经济学中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明显。甚至在生物
学领域,从严格意义上说,“进化的改变普遍趋向于最经济地利
用资源”,因此“进化也是‘盲目地’遵循着资源利用最大化的。此外,一位现代生物 途径( ”霍华德, 学家也正确地
指出,“伦理学就是对资源 。 所 有 分配的研究”(哈丁,这些言论都指出了进化论、生物学和伦理学有着密切的相互关
系。
,就像它的近义词“系统” 秩 序 ( 、“结构”和“模式”
一样,是个难以把握的概念。我们需要对两种既有所不同又相互
联系的秩序概念加以区分。作为一 ”既可 个动词或名词,以用来指根据我们的感觉从不同方面对物体或事件加以排列或划
分的精神活动的结果,譬如科学对感性世界的重新排列向我们表
,也可以指人们设想客体或事件在 明的情况(哈耶克, 一
定时间内所具有的、或人们赋予它的一定的物质格局(
(规律)源于拉丁语中用来表示规则的
一词,它当然不过是同样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的不
同的时空方面。
记住这一区分,我们可以说人类获得了建立事实上的秩序格
局以服务于其各种需要的能力,因为他们学会了根据各种不同的
原则,把他们从环境中得到的感官刺激因素( )加
以秩序化,把重组的格局叠置于( )由感觉和直
觉所造成的秩序或分类之上。秩序化是从划分客体和事件的意义
上说,主动对它们重新加以安排,使其产生可取的结果。
我们主要利用语言学会了对客体进行分类,我们不但用它去
标明已知的各种客体,而且用它标识我们所认为的各种相同或不
同的客体或事件。我们也从习惯、道德和法律中了解不同的行第 13 页
会产生的预期后果。例如,在市场交往中形成的价值或价格,可
以进一步成为根据行为对秩序的重要性对它们进行分类的手段;
在这个秩序中,个人仅仅是整体中的一个因素,而这个整体绝不
是由他创造的。
扩展秩序当然不是一下子出现的;这个过程与它最终发展出
的世界范围的文明所能够给予人的提示相比,其持续的时间要长
得多,它所产生的形态变异也要大得多(大概用了几十万年而不
是五六千年的时间);市场秩序只是相对晚近的产物。这种秩序
中的各种结构、传统、制度和其他成分,是在对各种行为的习惯
方式进行选择中逐渐产生的。这些新的规则得以传播,并不是因
为人们认识到它们更为有效,或能够估计到它会得到扩展,而是
因为它们使遵守规则的群体能够更成功地繁衍生息,并且能够把
外人也吸收进来。
可见,这种进化是新的行为方式利用习惯的传播过程得到了
扩散而产生的,它类似于生物进化,但在某些重要方面又和它有
所不同。下面我将讨论它们的一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,不过这
里应当指出,生物进化是个极为缓慢的过程,因而它在文明得到
发展的一两万年的时间里,并不足以改变或代替人们天生的反应
方式,至于那些其祖先只是在几百年前才加入这个过程的大量成
员,这种极缓慢的过程就更不足以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了。但是
就我们所知,一切新近开化的群体,都表现出一种通过学习某些
传统而获得文明的能力。由此可见,文明和文化的传递,几乎不
可能受遗传的决定。它们必定是被所有类似的人通过传统而学
会的。
就我所知,最早对这些现象做出明确阐述的是卡尔一桑德
斯,他曾写道,“人和群体是依照他们遵守的习惯得到自然的选
择,正像他们也根据精神和生理特征得到选择一样。遵行最有利
的习惯方式的群体,在相互毗邻的群体之间不断的斗争中,会比第 14 页。不过 那些行为方式不利的群体占有优势” 卡
尔一桑德斯强调的是限制人口而非增加人口的能力。较为晚近的
研究见阿兰德( ;法布( ;辛普森反对生物学的
观点,认为文化是“更 坎贝尔, 为强大的适应手段”(见;波普尔认为,“文化进化通过另一些方式继续着遗传进化。杜拉姆则强调了(见查哥农 的过程”(波普尔等,特定的 等, 习惯和属性在提高人类生殖能力上的作
用。
这种通过学习规则逐渐消除本能反应的过程,使人和动物有
了越来越大的区别,尽管喜欢本能的集体行为的禀性,仍然是人
类所保留的若干动物特征之一(特罗特, 。甚至人类的动
物先祖,在它们通过模仿变成现代人之前,就已经具有了一些
“文化”传统。这种文化传统也有助于某些动物社会的形成,譬
如在鸟类和猿类中间,甚至很可能还有另外许多哺乳类动物(邦。不过,从动物到人的决定性变化 纳, ,要归因于由文化
决定的对本能反应的限制。
这些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,个人逐渐习惯于服从,甚至像遗
传本能那样成了一种无意识行为,它们日益取代了那些本能,然
而我们无法对决定着行为的这两种因素做出明确的区分,因为它
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。在幼儿期就学会的行为方式,已
经变成了我们人格的一部分,在我们开始学习时便支配着我们。
甚至人体都会出现某些结构上的变化,因为它们有助于人类更充
分地利用文化发展所提供的机会。被我们称为“智力”的抽象结
构,在多大程度上来自遗传并内在于我们中枢神经的生理结构之
中,或者它不过是个使我们能够吸收文化传统的容器,就我们这
里的讨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。遗传传递和文化传递的结果都可以
称为传统。重要的是,它们之间往往以上面提到过的方式发生冲
突。第 15 页
甚至某些几乎有着普遍性的文化特征,也无法证明它们是由
遗传决定的。有可能恰好存在着一种可以满足形成扩展秩序的要
求的方式,正像翅膀是能够让有机体飞翔的惟一手段一样(昆
虫、鸟类和蝙蝠的翅膀有着十分不同的遗传来源)。也可能从根
本上说只存在着一种发展有声语言的方式,因此存在着一切语言
都具有的某些共同属性,这种现象本身也不能证明,这些属性是
归因于本能的特征。
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
文化的进化,以及它所创造的文明,虽然为人类带来了分
化、个体化、越来越多的财富和巨大的扩张,但是它逐渐产生的
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我们并没有摆脱我们从人人相识的小群体那
儿得到的遗产,这些本能也没有“调整”得完全适应相对较新的
扩展秩序,或因为这一秩序而变得无害。
不过也不能忽视有些延续下来的本能是有利的,其中包括至
少部分地消除了另一些本能模式的特殊属性。例如,当文化开始
消除一些本能的行为模式时,遗传进化大概也赋予了人类个体许
多不同的特征,它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人类较之任何其他非家庭动
物更为深入其中的许多不同环境 甚至在群体中日益发展的分
工为特殊形态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之前,大概就已经如此了。在
这些有助于消除另一些本能的内在特性中,最重要的是向自己的
同胞学习 尤其是利用模仿 的巨大能力。提供这种能力的
漫长的幼儿期和青春期,很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所决定的关键性
最后一步。
然而,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,不但有个体,还有许多常常相
互重叠的次级秩序,在这些秩序中,古老的本能反应,如休戚与
共和利他主义,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继续保持着一定的重要性,第 16 页
尽管它们本身并不能给更加扩展的秩序创造基础。我们现在的一
部分困难在于,为了能够遵守不同的规则,同时生活在不同类型
的秩序中,我们必须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思想和我们
的感情。如果我们把微观组织(例如小部落或小群体或我们家
庭)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、不加限制的规则,用于宏观组织(如
我们更为广大的文明 我们的本能和情感欲望经常使我们愿 )
意这样做 我们就会毁了它。但是,假如我们总是把扩展秩序
中的规则用于我们较为亲密的群体,我们也会使它陷入四分五
裂。因此,我们必须学会同时在两个世界里生活。用“社会”一
词来指这两种组织,甚至只用它来指其中之一,几乎没有任何好
处,这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(见第七章)
我们同时生活于两种秩序之中并将它们加以区分的有限能
力,虽然具有某些优势,然而这绝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。我们
的本能的确常有倾覆整座大厦之虞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,本书
的主题类似于弗洛伊德的《文明及其不满》 ,虽然我的结
论和他大不相同。在人的本能偏好和使他们得以扩展的通过学习
得到的行为规则之间的冲突,即 坎贝尔所谓的由“压抑性
或禁忌性道德传统”中的清规戒律引起的冲突,大概是文明史中
的一个主要问题。当哥伦布遇到野蛮人时,似乎立刻就认识到他
们的生活更多地满足着人类的内在本能 下面我将做出论证,我
认为渴望高尚的原始人生活这种返祖感情,是集体主义传统的主
要根源。
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
难以指望人们会喜欢和他们某些最强烈的本能正相抵触的
展秩序,或他们会很容易认识到这种秩序为他们带来了他们所向
往的物质上的舒适。这种秩序,从它不符合人类的生物学禀性这第 17 页
个一般意义上说,永远是一种“非自然的”秩序。因此,人类在
扩展秩序中所做的许多好事,并不因为他们天性善良;不过,基
于这个原因便把文明贬低为一种人为的产物却是愚蠢的。只有从
我们的大多数价值、我们的语言、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理性出自
人为这个意义说,文明是人为的产物这种说法才是有意义的:它。 但是从另 们不是经由遗传存在于我们的生理结构中 一种意义上
说,扩展秩序完全是自然的产物:就像类似的生物现象一样,它
是在自然选择过程中,通过自然进化而形成自身的(见附录
不错,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,以及从事的大多数职
业,都很难满足内心深处那种直接行善的“利他主义”愿望。恰
恰相反,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,经常要求我们不要去做那些我们
的本能促使我们做的事情。相互之间存在着很大冲突的,并不像
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,是在感情和理性之间,而是在内在本能和
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之间。不过我们应当理解,同具体的个人可
以采取的大多数直接的“利他主义”行为相比,遵守这些通过学
习得到的规则的确会产生一种带来更大利益的普遍作用。
人们对市场秩序的原理知之甚少,“合作胜过竞争”这种普
遍观点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。合作就像休戚与共一样,在很大程
度上要以在目标及其手段上取得一致为前提。在一个成员有着共
同的具体习惯、知识,对各种可能性有相同看法的小团体里,这
样说是有意义的。如果问题在于适应未知的环境,它便没有多少
意义了。但是,在扩展秩序中各种努力的相互协调所依靠的,正
是这种对未知世界的适应能力。竞争是个发现的过程,是一种包
含着所有进化过程的方法,它使人类不知不觉地对新情况做出反
应;我们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,而不是通过合作,逐渐提高了我
们的效率。
为了使竞争造成有利的结果,要求参与者遵守规则,而不是
诉诸武力。惟有规则能够结成一种扩展秩序。(只有在对所有人第 18 页
形成共同威胁的暂时紧急状态中,相同的目标才能够做到这一
点。“战时同仇敌忾的道德”能够唤起休戚与共的感情,但这也
是向更野蛮的合作原则的倒退。)在自发秩序中,为了让人们各
得其所,不需要任何人对应当追求的一切目标以及采用的一切手
段了解得一清二楚。这种秩序是自己形成的。在调整中产生出秩
序的各种规则,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们对其作用有了更好的
了解,而是因为那些繁荣兴旺的群体恰好以一种增强了他们适应
力的方式对规则进行了改进 这个进化过程并不是直线式的,而
是在包含着不同秩序的领域不断试错、不断“试验”的结果。当
然,并不存在试验的意 规则的变化是由历史机遇引起的, 图
它类似于遗传变异,其作用也大体相同。
规则的进化远不是一帆风顺,因为贯彻这些规则的力量,一
般而言会抵抗而不是协助同传统的对错观相抵触的变化 。反过来
说,新近学会的规则,是经过一番斗争才被人们所接受,贯彻起
来有时又会阻碍进一步的进化,或对协调个人努力的力量的进一
步扩展形成限制。握有强制力的政权,虽然一刻不停地传播在统
治集团中得到赞同的道德观,但是它却极少主动去促进这种协调
力量的扩展。
因此证明,同文明的限制相对立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,它只
适用于那些遥远过去的群体的规模和所处的环境。但是,假如文
明是由道德观的一些未被欲求的逐渐变化造成的,那么我们也就
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 么普遍正确的伦理学体系,大概我们并不愿
接受这样的结论。假如死板地从这种进化论的前提中得出结论
说,无论演化出什么规则,总会或必然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
和增长,却是错误的。我们需要借助经济分析的手段(见第五
章)证明,自发产生的规则是如何促进了人类的生存。当然,认
识到规则一般是通过竞争,按照它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而得到选
择,并不能使那些规则免受批判的检验。姑不论其他原因,单第 19 页
文化过程经常受到一些强制性干涉而言,也不能这样说。
不过,理解了文化进化,当然会消除对既有规则进行怀疑所
能带来的好处,会让那些希望改进规则的人承担起证明的责任。
哪怕无法证明市场制度的优越性,对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历史的、进化论的考查(譬如第二和第三章中的说明),也会有助于解释
这种虽然既不为人们所知也不在人们预料之中,但更有生产效率
的传统是如何出现的,以及它们对置身于扩展秩序之中的人具有
的深刻意义。不过我想先把横在路上的一个重要障碍清除掉,即
在我们采用有利做法的能力的性质方面,广泛存在着一种错误的
认识。
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,它主要
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
我们说过,通过模仿进行学习的能力,是我们漫长的本能发
展过程所提供的主要好处之一。大概人类个体由遗传赋予的超越
了本能反应的最重要能力,就是他能够主要通过模仿式的学习掌
握各种技巧。根据这个观点,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,首先应当避
免那种从我所谓“致命的自负”中产生出的观念:即掌握各种技
巧的能力是从理性中产生的。因为也可以换一种说法:我们的理
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一样,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
物。但是它并不是从另一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,因此绝不应当
认为,我们的理性是处在一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,只有那些
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。
我会在下面几章里对这些问题做出评价,不过这里大概有必
要事先说出我的结论。本章的标题 “在本能和理性之间” ,只是取其字面含义。我想让读者注意的当然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
间的东西,在有关的说明中它常常被人忽略,因为人们假定在两第 20 页
者之间没有任何东西。我主要关心的是文化和道德的进化、扩展
秩序的进化,它一方面(我们就会看到)超越了本能,并且往往
与它对立;另一方面(下面我们也会看到)它又不是理性能够创
造或设计的。
我的观点,其中一部分我以前已做过阐述(
,可以做个简单的概括。学会如何为人处世,与其
,不如说是它们的 说是各种见识、理性和理解力的结 来源。人
并非生下来就聪慧、理性而善良、为了做到这一点,他必须受到
教育。创设我们道德的并不是我们的理智:相反,是受着我们道
德支配 长以 的人类交往,使得理性的成 同它结合在一起的各种
能力成为可能。人能变得聪明,是因为存在着可供他学习的传
统,但这种传统并不是源于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理性解释的能
力,而是源于做出反应的习惯。它主要是告诉人们,在一定的环
境下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作什么,但并不告诉他肯定能够期待发
生什么。
因此我要坦率地说,看到一些有关进化论的著作,我总是忍
不住觉得好笑。这些著作,甚至是一些出自伟大科学家笔下的著
作,虽然承认过去的一切都是在一个自发的过程中产生的,最后
还是经常劝说人们用理性 因为现在事情已变得如此复杂
去把握和控制未来的发展。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,受到了我曾称
之为“建构论理性主义” 的鼓励,它对科学思想大有影
响,一位著名的社会主义人类学家写过一本大获成功的书,它的
书名便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:《人创造自己》 柴尔德,,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把这个标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(海尔
布龙纳, 。这种假设包含着一种不科学的、甚至是泛
灵论的观点,认为理性的智慧是在某个阶段进入了正在进化着的
人体之内,成为支配文化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的积极力量(其实
人体是逐渐获得了领悟极为复杂的原理的能力,这使他能够在自第 21 页
己的环境里更为成功地行动)。这种文化进化完全滞后于生物或
遗传进化的观点,忽略了进化过程中使理性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
内容。在进化中创造了自身的理性,现在具有了可以决定自身进
一步进化(姑不论那些它同样无法做到的事情)的地位,这种观
点有着内在矛盾,因此不堪一驳(见第五章和第六章)。同文化
和进化创造了人的理性的说法相比,以为有思维能力的人创造并
控制着自己的文化进化的观点更缺少正确性。在任何情况下,认
为自觉的设计在某个时刻露面并取代了进化过程,这种观点是用
超自然的假设了代替科学的解释。从科学解释的角度说,并不是
我们所谓的理智发展出了文明,更不用说指导进化的方向了,而
是理智和文明在同时发展或进化。我们所谓的理智,并非像个人
生来就有大脑一样,是他生来便有的东西或是由大脑产生的东
西,而是他的遗传组织(例如他的具有一定尺寸和结构的大脑)
在他成长的过程中,帮助他从自己的家庭和成年同胞那里吸收不
是由遗传传递的传统成果而获得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头脑并没
有包含多少可以检证的有关世界的知识,也没有多少对人的环境
做出解释的能力,而是包含着不少限制本能的能力 一种无法
由个人理性加以检验的能力,因为它是作用于群体。在个人成长
环境中形成的理智,反过来又制约着供个人汲取营养的传统之维
持、发展、丰富和变异。主要是通过家庭传播,理智保存了丰富
的共存并生的脉络,使每个加入群体的新人都可以从中探幽寻
宝。甚至可以问,没有机会随时接触这种文化传统的个人,能否
说他具有了理智。
正像本能比习俗和传统更久远一样,习俗和传统也比理性更
久远:习俗和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,无论从逻辑上、心理
学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。它们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
的因素,不是出自直觉,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。虽然从一定
意义上说它们是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,它们是在这种经验第 22 页
中,通过文化进化的过程而形成的,但是它们并不是通过从有关
某些事实或对事物之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的结论而
形成的。我们的行为虽然受制于我们的所学,但是对于我们所做
的事情,我们经常不知道那样做的原因。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
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,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
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,而是因为它们使超出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
效的 之发展成为可能,在这种秩序中,更为有 相互协调使其成员
即使十分盲目,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。
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
我们的论证使我们有必要更细致地讨论一下进化论和文化发
展的关系。这是个引起不少有趣问题的话题,对于其中的许多问
题,经济学都提供了一种鲜有其他学科提出的解答方式。
但是,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混乱,即使只为了提醒
读者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,也应当谈谈其中的某些内容。具体说
来,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这样一个假设中产生的,即凡是研究人
类文化的进化的人,肯定会加人到达尔文那个学派之中。这种假
设是错误的。查尔斯 达尔文首先创立了一门系统的(即或是不
完善的)进化论,就此而言我对他极为敬佩。但是,他为了说服
科学界,对进化过程如何在生物有机体中发挥作用殚精竭虑做出
的说明,很久以前便已经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些老生常谈了 至
少从 年以后事情就是如此,这一年威廉 琼斯看出了拉丁语
和希腊语同梵语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,以及所有“印一欧”语系
的分支都是来自梵语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,达尔文的或生物学的
进化论,既不是这类理论中最早的,也不是惟一的,它实际上并
非完全自成一体,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另一些进化论解释。生物进
化的观念,是从对一些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中诞生的,对于这些第 23 页
过程,例如导致语言、法律、道德原则和货币等各种制度形成的
过程,人们早有所知(如琼斯的著作所示)。
可见,当代“社会生物学”的主要错误在于,它假定语言、道德和法律等现象,不是经由模仿式的学习传递在自然选择的进
化中产生,而是通过现在由分子生物学阐明的“遗传”过程传递
的。这种观点虽然是处在两个极端的另一头,但是它的错误与以
下观点并无两样:人类自觉地发明或设计了道德、法律、语言或
货币这类制度,因此他也可以对它们随意加以改进。这种观点,即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了秩序,那儿必定存在着某个发号施令的
人,是生物学的进化论必须予以驳斥的迷信。我们在这里再次发
现,正确的解释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。
不但进化的观念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要早于自然科学,我甚
至打算证明,达尔文是从经济学那 得到了进化的基本观念。我
们从他的笔记中可知,达尔文在 年构筑自己的理论时,正
斯密(见补论 在读亚当 。无论如何,早于达尔文的著作几十
年甚至一百年,就已有人在研究高度复杂的自发秩序通过进化过
程而出现的现象。虽然像“遗传”和“遗传学”这样的词汇,如
今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专业术语,然而甚至它们也不是由生物学
家发明的。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说过遗传发展的人,是德国哲学家
和文化史学家赫尔德。我们在维兰德和洪堡那儿再次看到了这个
词。由此可见,现代生物学是从更为久远的文化研究那儿借来了
进化的概念。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事情,但它
也几乎总是被人们忘掉。
当然,文化进化(有时也被称为心理一社会进化、超有机体
进化或体外进化)的学说和生物进化学说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
之处,但它们并不完全一样。它们往往以十分不同的假设作为起
点。文化进化正像朱利安 赫胥黎所言,是“一个和生物进化极
为不同的过程,它有自己的规律、机制和模式,不能单纯从生物第 24 页。不妨举出若干 学基础上加以解释”(赫胥黎, 重要的差
别:生物进化论现在已排除了后天获得特征的遗传,但是所有的
文化发展都是建立在这种遗传上,即那些以指导个人之间相互关
系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特征,它们并不是个人固有的,而是在学
习中掌握的。按现在的生物学讨论所采用的说法,文化进化是在。进一步说,文化进化的产生 模拟拉马克主义(波普尔, ,不仅通过生理上的双亲,而且通过无数个“祖先”,向个人传递
各种习惯和信息。这个过程利用学习手段,加快了文化特性的传
播速度。从而正如前面所说,文化进化较之生物进化要快得多。
最后,文化进化主要是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;集体选择是否也
在生物进化中发挥作用,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,不过我的论
证也不依靠这方面的见解(艾德尔曼, ;吉塞林,;哈代, 以下各页, ;迈尔,;麦达瓦尔, ;卢塞,。
邦纳( 认为,文化“有着和有机体的任何其他功
能 一样的生物学特性”的主张是错 例如呼吸和运动 误
的。把语言、道德、法律、货币甚至智力等传统的形成,一概归
于“生物学”名下,是在滥用语言和曲解理论。我们的基因遗
传,可以决定我们能够学会什么,但肯定不能决定存在着什么有
待学习的传统。有待学习的东西甚至不是人类大脑的产物。不是
由基因传递的东西,不属于生物学现象。
尽管有这些差别,一切进化,无论是文化的还是生物的,都
是对不可预见的事情、无法预知的环境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。这
是进化论无法使我们对未来的进化做出合理预测和控制的另一个
原因。它所能够做到的,不过是揭示复杂的结构如何具有一种使
进化进一步发展的调整方式,但是由其性质所定,这种发展本身
难免是不可预测的。第 25 页
在指出了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一些差别之后,我要强调的
是,它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完全相同:从规律支配着进化产物必
然经历的各个阶段,因而能够据以预测未来的发展这个意义上
说,无论是生物进化还是文化进化,都不承认有什么“进化规
律”或“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”。不管是遗传还是别的什么
因素,都不能决定文化的进化,它的结果是多变的,不是千篇一
律的。有些哲学家,如马克思和奥 孔德之流,认为我们 古斯都
的研究能够找出进化规律,从而可以对不可避免的未来发展做出
预测,他们是错误的。过去,进化论的伦理学观点失信于人,主
要就是因为它错误地把进化和所谓的“进化规律”联系在了一
起,其实进化论必须把这种规律视为不可能而断然予以否认。我
,对于复杂现象,只能限于我所说的模式 曾经说过( 预测
或原理预测。
这种具体的错误认识的主要来源之一,是混淆了两种全然不
同的过程,生物学家分别称之为个体发生的过程和种系发生的过
程。个体发生肯定只同事先决定的个体发展有关,它是由胚胎细
胞中染色体固有的机制决定的。相反,与进化有关的种系发生,却是同种群或类型的进化史有关。生物学家因为受过训练,一般
都会反对把这两者混为一谈,但是那些研究生物学家所不熟悉的
事情的人,却经常成为自己无知的牺牲品,得出“历史决定论”
的信念,即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作用方式是一样的。卡尔 波
普尔曾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做了有力的驳斥(
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还有另一些共同特征。例如,它们都遵
循着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: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。变异、适应和
竞争,不管它们 尤其在繁殖方式上 有怎样的特殊机制,从本质上说都是同样的过程。不但所有的进化都取决于竞争,甚
至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成就,竞争也是必要的。
虽然我希望人们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看待进化论,理解生第 26 页
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不同,以及承认社会科学对我们的进化知识
做出的贡献,不过我并不想否定,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创立,不
管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,都堪称一项现代伟大的知识成就
它使我们对自己的世界有了一种全新的眼光。作为一种解释工
具,它的普适性也表现在一些各不相同的自然科学家的新著作之
中,他们证明了不应把进化的观点局限于有机体,这个过程始于
从更为基本的粒子中发展出来的原子,因此我们也能够解释分子
这种最初级的复杂结构,甚至能够根据多种多样的进化过程,解
释复杂的现代世界(见补论
但是,凡是用进化论观点研究文化的人,都难免会经常感觉
到对这种观点的敌视。它往往是针对那些“社会科学家”,他们
世纪需要达尔文的帮助,以便认识 在 他们本可能从自己的先
辈那儿学到的东西,从而使文化进化论信誉扫地,给它的进步造
成了持久的伤害。
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错误的,但是今天对它的
深恶痛绝,部分地也要归因于它同致命的自负相冲突,这种态度
认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他周围的环境。虽然这与理解正
确的进化论了无干系,但是那些在研究人类事务上持建构主义态
度的人,却经常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当之处(和如此明显的错
误)为由,全盘否定进化理论。
伯特兰 罗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,他宣称,“假如进化论
的伦理学能够成立,那么对于这个进化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,我
们大可漠不关心。因为无论它是什么,都可以由此证明它是最好
的” 。这种被 弗莱称为“无可辩驳的”)反对意见,是建立在一种简单化的错误认识上。我
不想信奉那种经常被称为遗传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谬论。我不认为
集体选择的传统造成的结果肯定是“好的” 我丝毫不打算主
张,在进化过程中长期生存下来的另一些东西,譬如嶂螂,也有第 27 页
道德价值。
我确实认为,不管我们喜欢与否,没有我所提到那些特殊传
统,文明的扩展秩序就不可能继续存在(但是假如嶂螂绝迹,由
此引起的生态“灾难”大概不会给人类造成永久性的重大破坏);
我也确实认为,假如我们因为观念有误(它当然有可能真诚信奉
自然主义的谬误)而放弃这些传统,我们就会使大量的人陷入贫
困和死亡。只有充 或我们可 分正视这些事实,我们才能着手
考虑一下,做什么 能具备了一定的能力 样的事情才能算是正
确而善良。
单靠事实绝不能定是非,但是如果在什么合理、什么正确和
有益的问题上认识有误,却会改变事实和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环
境,甚至有可能不但毁灭已经得到发展的个人、建筑、艺术和城
市(我们早就知道,在各种类型的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破坏性
力量面前,它们是十分脆弱的),并且会毁灭各种传统、制度和
相互关系,而离了这些东西,几乎不可能出现以上成就,或使它
们得到恢复。第 28 页
第二章 自由、财产和公正的起源
谁都无权既攻击分立的财产又自称看重文明。这两
种现象的历史是不能割裂的。
亨 梅因 利
因此,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财产,和人类的生计是
不可分的。
卡 门格尔 尔
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,与他们对自己的性情施
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;与他们把热爱公正置于个人
贪婪之上成正比。
艾 柏克 德蒙
自由和扩展秩序
如果把人们提升到野蛮人之上的是道德和传统,而不是理智
和精于算计的理性,那么现代文明的独特基础是在地中海周围地
区的古代形成的。在这个地区,那些允许个人自由利用自己的知
识的社会,由于有着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可能性,使它们与那些一
切人的行动受共同的当地知识或统治者知识决定的社会相比取得
了优势。就我们所知,地中海地区是最早承认个人有权支配得到
认可的私人领域的地方,这使个人能够在不同团体之间发展出密
集的商业关系网。这个网络的运行独立于地方头领的观点和愿第 29 页
望,因为当时对那些航海商人的活动,很难进行集中管理。如果
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声望极高的权威人士(一个肯定并不偏爱市场
秩序的人)所做的说明,那么“希腊一罗马的世界从本质上说显
然是个私人所有权的世界,从几亩耕地到罗马贵族和皇帝的巨大
领地莫不如此,也是个私人贸易和制造业的世界”(芬利,。
其实,这种助长了私人目标多样化的秩序,只有在我愿意称
之为分立的财产基础上才能够形成,这是梅因对通常称为私有财
产的更为准确的用语。如果说分立的财产是任何先进文明中道德
的核心,那么似乎是古希腊人最早认识到,它也同个人自由密不
可分。据说古代克里特人的宪法制定者“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
乃国家至高无上的利益,仅仅基于这一原因,才让财产专属于那
些获得财产的人,而在奴隶制的条件下,一切东西都属于统治
者( ”斯特拉博,这种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不同的个人或小团体根据他
们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技能追求各自目标的自由 之成为可能,不仅是因为对各种生产工具的分散控制,还因为一种实际与前者
不可分的做法:对得到同意的转移这种控制权的方式给予承认。
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以及他可以加入其中的不管哪个群体的知识
和愿望,自己来决定如何利用具体的物品,他能够这样做,取决
于一个受到尊重、个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领域得到了普遍的承
认,也取决于特定物品的权利能够从这人转移给那人的方式同样
得到了承认。从古希腊直到现在,这种财产、自由和秩序得以存
在的前提是一样的,即抽象规则这个意义上的法律。它使任何个
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就谁对任何具体物品享有支配权,得出明确
的看法。
就某些物品而言,个人财产的观念肯定很早就出现了,第一
件手工制作的工具大概是个恰当的例子。一件独特而十分有用的第 30 页
工具或武器,对于它的制造者来说,无论如何都会具有极强的吸
引力,因此把它转移给别人从心理上说是很困难的,这件工具必
这正如迈西尼时期的 定会一直伴随着他走进坟墓 “索洛”
或蜂窝状墓穴所示。这里出现了发明者和“正当的所有
者”的结合,以及相伴而生的许多基本观念的形成,有时还伴随
着一些传说,譬如后来的亚瑟王及其名为“伊克卡利布尔”的神
剑的故事,它讲述了一把宝剑的转移不是根据人类的法律,而是
根据“更高的”神秘律法或“权力”。
正如这些事例所示,财产观念的扩展和完善,肯定是个渐进
的过程,甚至迄今仍未完成。在从事狩猎和采集的流动群体中,这种观念是没有多少意义的,因为在他们中间,发现某个食物来
源或藏身之地的人,有义务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他的伙伴。第一批
手工制作的耐用工具隶属于其制造者,大概是因为只有他们掌握
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。在这一点上亚瑟王及其神剑依然是个十分
恰当的故事。虽然神剑不是亚瑟王所造,他却是惟一有能力使用
它的人。不过从另一方面说,贵重物品所有权的分化,有可能是
在群体相濡以沫的必要受到削弱,个人开始为更有限的群体
譬如家庭 承担起责任的时候,才开始出现的。很可能是让一
份有效益的财产保持原状的必要性,逐渐导致了土地集体所有向
个人所有的转变。
但是,猜想这些发展的具体过程并无多大用处,因为在游牧
生活中进步的人与发展出农业的人之间,这种过程很可能大不相
同。关键在于,分立的财产的最初出现,是贸易发展不可缺少的
条件,从而对于形成统一而相互协调的更大结构,以及我们称为
价格的信号的出现,也是不可缺少的。同允许一切人在决定个人
财产用途上可以做出选择相比,个人、扩大了的家庭或个人自愿
组成的团体占有具体物品是否得到承认并不那么重要。尤其是在
土地方面,也会出现一些财产“纵向分化”的安排,譬如所有者第 31 页
有高低之分,或有地主和佃户之分,近代地产制度的发展便是如
此。如今,这样的安排同某些较为原始的财产观念相比,大概能
够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也不应当认为部落是文化进化的起点。其实它们是这种进化
最早的产物。这些“最早的”紧密群体,和另一些他们不一定熟
悉的个人和群体,有着共同的祖先和行为方式(下面一章将讨论
这个问题)。因此我们很难说部落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共同
传统的维护者,或者文化的进化始于何时。但是,不管多么缓慢
以及受着怎样的阻碍,有秩序的合作毕竟在不断扩展,普遍的、无目标的抽象行为规则,取代了共同的具体目标。
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
似乎也是希腊人,尤其是持世界主义观念的斯多噶派哲学
家,首先表述了后来罗马人在其帝国全境加以普及的道德传统。
我们知道,这个传统受到过严重的抵制,并且还会一再有这样的
遭遇。在古希腊,当然主要是斯巴达人,即那些最强烈反对商业
革命的人,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,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盗。在我
们这个时代,他们仍然是拒绝文明的野蛮人的楷模(若想了解
世纪关于他们的有代表性观点,可对照波斯维尔《传记》中
的萨缪尔 约翰逊医生,或弗里德利希 席勒的文章《论利库尔戈
斯和索伦立法》) 。 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儿, 我们便可发
现一种向往恢复斯巴达行为方式的怀乡病,这种怀恋之情一直持
续到现在。这是对受全权政府主宰的微观秩序的渴望。
不错,在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巨大商业社会,一度需要依
靠罗马人的保护以防备掠夺者,那时的罗马人,如西塞罗所言
(《论共和》, ,仍然具有较多的尚武精神,能够通过征
服最发达的商业中心科林斯和迦太基 它们因为“贪婪的生意第 32 页
和航行 而控制这个地区。不过在共和国时 ”而失去军事威力
代的最后年代和帝国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里,在深深卷入商业利
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,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
对观念上的一个私法楷模。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
业的自由之后,这种最早出现的扩展秩序才开始衰落并最终崩
溃。这个过程一再出现:文明可以扩展,但是在接管了公民日常
事务处理权的政府的统治下,它不太可能得到很大发展。如果没
有一个把保护私有财产作为自己主要目标的政府,似乎不太可能
发展出先进的文明,但是由此引起的进一步的进化和成长过程,却一再被“强大的”政府所中断。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个人免于同
胞暴力的政府,使一个日益复杂的自发秩序的进化和自愿合作成
为可能。但是它们为了贯彻自以为更大的智慧,不让“各种社会
制度 年版《方塔纳一哈泼现代思想词典》 随意发展( ”取自
“社会工程” 词条下的一句典型用语) , 迟早会滥用这种权力, 压
制它们原来所保护的自由。
如果说,罗马的衰落并没有永久终止欧洲的进化过程,但是
亚洲的类似发展(后来又单独出现在中美洲)却被强大的政府所
阻止,这些政府(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相似,但其权力却超
过了欧洲)也有效地抑制了私人的首创精神。其中最显著者莫过
于中华帝国,在一再出现的政府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“麻烦时
期”,文明和精巧的工业技术获得了巨大进步。但是这些反叛或
脱离常规的表现,无一例外地被国家的力量所窒息,因为它一心
只想原封不动地维护传统秩序(李约瑟,这也可由埃及的情况得到很好的解释。关于私有财产在这个
伟大文明最初的崛起中发挥的作用,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出
色的记录。雅克 皮尔纳在他对埃及的制度和私法的研究中,描
述了第三王朝结束时法律从本质上说有着个人主义特点,当时的
财产是“个人的和不可侵犯的,完全受所有者的支配”(皮尔纳,第 33 页
,但他也记录了它在第五王朝便已开始衰落。
这导致了第十八王朝的国家社会主义,同一时期的另一本法文著)对此做了描述。此种现 作(戴兰, 象在此后两千年里一直
存在,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埃及文明停滞不前的原
因。
同样,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,可以说资本主
扩张的起源和产生 义 和欧洲文明 的理由,是得益于政治。不是在更 上的无政府状态(巴什勒, 为强大的政治
统治下,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、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
城市里,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,也就是说,在资产阶级而
不是军阀的统治下,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。保护分立的
财产,而不是政府主宰其用途,为密集的服务交换网络的成长奠
定了基础,也正是这一网络形成了扩展秩序。
历史学家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教条,误导人心者莫此为甚,他
们把强大国家的建立说成是文化进化的顶峰,其实这经常标志着
文化进化的结束。在这个问题上,研究早期历史的人完全被那些
掌权者留下的遗迹和文献所左右,因此也受到了它们的欺骗。扩
展秩序的建立者,往往没有创造出能够建立丰碑的财富,因而也
没有给他们的成就留下多少显而易见的辉煌见证。
“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”
对于正在出现的扩展秩序,聪明的观察者不会有多少怀疑,它是建立在由政府加以保障的安全上,强制力仅限于贯彻决定物
品各有所属的抽象规则。例如,约翰 洛克的“所有权个人主义”
不但是一种政治学说,而且是对给英国和荷兰带来财富的状况进
行分析的结论。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见解上,要想保证个人之间
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,政权必须维护公正,而不承认私有第 34 页
财产,公正也不可能存在:“‘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’这一命
题,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任何证明一样确定:因为所谓财产
的观念,就是指对事物的权利,而被冠之以不公正之名的观念,就是指对这种权利的侵犯或践踏;显然,这些观念就是这样建立
起来的,这些名称就是因此而赋予它们的,我确信这一命题是正
确的,就像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之和一样正确。”(洛
克, )不久之后 孟德斯鸠也向世人表达
了他的看法:是商业把文明和文雅的举止传播给了北欧的野
蛮人。
在大卫 世纪的另一些苏格兰道德学家 休谟以及 和学者看
来,分立的财产得到承认,显然标志着文明的开始;规范产权的
规则似乎是一切道德的关键之所在,这使休谟把他阐述道德的
《人性论》大部分篇幅用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后来他又在自己的
《英格兰史》(第五卷)中,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政府干涉财产的
权力受到了限制。在《 ,他明确解释了如果 人性论》里(
人类实行的法律不是规定了所有权和财产交换的一般规则,而是
“规定让最普遍的美德拥有最大财富,……而天然的模糊性和每
个人的自负,使德性极不确定,因此从这种法律中产生不出任何
明确的规则,这必然立刻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”。后来他又在
《人类理解研究》中说:“幻想家或许以为,统治以慈悲为本,惟
圣人能领受人间;官吏却十分正确地把这些高傲的学问家放在了
和一般盗贼相同的位置上,用严格的规矩教育他们,在凭空想像
中看上去对社会最有利的原则,实践起来有可能完全是有害的和
破坏性的。 ”
休谟明确指出了这些思想和自由的关系,以及一切人的最大
自由要根据他所说的三条“基本的自然法则”,即“所有权的稳
定、其转移需经同意以及信守承诺”,对每个人的自由进行平等
的限制( 。他的观点显然部分地来自第 35 页
, 黑尔爵士( 一些习惯法学者,如马修 不过大概是休
谟最早明确认识到,根据“事后判断的公正,或对别人财产的尊
重、诚实,或信守诺言,已经成为义务并成为支配人类行为的一
种权威” , 使自然的道德本能 “受到制约或限制” , 才会使普遍自。休谟并没有 由成为可能( 犯下后来
那种十分常见的错误,把自由的两种含义混为一谈:其一是一种
稀奇古怪的含义,以为孤立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,其二是许多相
互合作的个人能够享有自由。如果从后面这种相互合作的背景加
以理 能保障自由。 解,只有抽象的产权规则 即法律规则
弗格森对这些教诲做 亚当 了概括,他把野蛮人定义为不知
财产为何物的人( 。 亚 当 斯密则说,“谁也没
有见过一个动物,用某种动作或本能的声音向另一个动物说,这
是我的,那是你的” 。其实他们在这里所说的
话,两千多年来一直就是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,尽管它不时受到
野蛮或饥饿人群的反对。正如弗格森所言,“财产显然是一种进
步( ”同上) 。 我们已经说过, 当时对语言、 法律中的这些问题也
有所研究;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它们了解甚多;大概是通
过艾德蒙 柏克,更有可能是通过萨维尼等德国语言学家和法学
家的影响,这些论点再次被梅因接受。萨维尼的阐述(在反对把
民法条文化时)有必要在这里做大段的引用:“在这些交往中,若想使自由的人生活在一起,让他们在各自的发展中相互支持而
不是相互妨碍,就必须承认有一道无形的界线,保证在此界线之
内每个人的生活和劳作享有一定的自由空间。划定这一界线和每
个人自由范围的规则, 就是法律。 ( ”萨维尼,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
财产制度,就其现有的状况而言,很难说是完美的;其实我第 36 页
们也很难说明这种完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。如想让分立的财产制
度实际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,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确实需要更上一
层楼。例如,我们需要普遍的竞争以阻止对财产的滥用。这反过
来又需要对微观秩序,即前面讨论的那些小团体(见第一章,另)中出自本能的感情做进一步限制, 见舍克, 因为这
些出自本能的感情不但受到分立的财产的威胁,有时竞争更会对
它们构成威胁,这导致人们更加渴望没有竞争的“休戚与共”。
财产最初是习俗的产物,司法与立法不过是在数千年里对它
做了发展而已,因此没有理由认为,它在当代世界采取的具体形
式就是最后的形式。近人已经认识到,传统的财产观是一个内容
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,至今仍未发现它在所有领域最有效的组
合方式。对这些问题的新研究主要源自后来普兰特爵士令人振奋
科斯( 的著作,不幸他并未完成,他过去的学生罗纳德)又在几篇简短但极有影响的论文中承担起了这项工作,从
而刺激了一个广泛的“产权学派”的发展(阿尔齐安、贝克尔、张五常、德姆塞茨、佩约维奇)。这些我们无法在这里加以总结
的研究成果,为市场秩序之法律框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
为了说明在界定各种权利的最优形式 尽管我们坚信分立
的财产的一般制度是不可缺少的 上我们依然多么无知,可以
对财产所能采取的一个具体形式做点说明。
对个人控制各种资源的范围做出界定的规则体系,是通过试
错法进行缓慢选择的结果,然而它却造成一种奇怪的状况。物质
财产的形式对于有效组织生产的物质手段是不可缺少的,对这种
财产形式知识分子普遍抱有怀疑倾向,但正是这些人,因为必须
同譬如说文字产品和技术发明打交道,却变成了不久前才发明的
某些非物质产权(例如版权和专利)的最热心的支持者。
这种财产和另一些财产之间有着这样的不同:物质产品的所
能。第 37 页
有权引导稀缺资料用于最重要的用途,而在非物质产品的情况
下,例如文学产品和技术发明,生产能力虽然也受到限制,不过
一旦它们出现,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无限复制;只有法律能让它们
变得稀缺,这是为了刺激人们生产这类思想。但是,这种强制性
的稀缺是不是激励人类创造过程最有效的办法,并不那么显而易
见。如果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没有得到惟一的版权,我们
是否便不可能拥有哪怕一部这样的作品,我对此表示怀疑。我认
为,赞成版权必须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,有些极为常用的作品,如百科全书、词典、教科书和工具书,如果在它们出现之后马上
就可以免费复制,它们大概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。
同样,对这个问题一再出现的重新评价,并没有证明发明专
利的获得确实加快了新技术知识的产出,而不是导致人们集中研
究那些可以预见近期就能找到解决办法的问题而造成的浪费,因
为根据法律,只要有人在找出解决办法上碰巧比别人早了几分
钟,他便获得了长期专用权(马赫鲁普,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
在讲完理性的虚妄以及“合理”干涉自发秩序的危险之后,我还得加上一句提醒读者的话。根据我的核心目标,我必须强调
有助于形成自组织结构的行为规则的自发进化。这种对扩展秩序
或宏观秩序的自发性的强调,如果让人觉得专门设立的组织在宏
观秩序中丝毫都不重要,那就是误解了我的意思。
自发的宏观秩序中的要素,除了个人分别从事的经济筹划之
外,还有那些专门设立的组织的安排。个人主义法律的进化,在
很大程度上恰恰在于它为不受强制的自愿团体的存在提供了可
能。但是随着整个自发秩序的扩展,它所包含的单位之规模也随
之扩大。它的要素日益变得不再是个人的生意,而是成了公司和第 38 页
社团之类的组织以及各种管理机构的经营。在使广泛的自发秩序
得以形成的行为规则中,有一部分也会有利于那些适合于在更大
系统内运行的专门组织的建立。不过,这些形形色色更具包容性
的专门组织,实际上只有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自发秩序中才能找到
立足之地,在一个本身就是专门组织起来的全面秩序中,是不适
合它生存的。
另一个相关的问题也会引起误解。前面我们曾提到各种类型
的产权在纵向或横向上不断加剧的分化。如果我们在本书的某些
地方,在谈到分立的财产规则时,仿佛是在说分立的财产的内容
始终保持不变,读者应把这视为一种简化,如果没有理解前面做
出的那些限制,它也会使人产生误解。其实这是在自发秩序中的
政府框架内有望取得最大进步的领域,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做进
一步的阐述。第 39 页
萨缪尔 巴特勒
有商业的地方,便有美德。
孟德斯鸠
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
前面说明了产生扩展秩序的某些条件,以及这种秩序为何既
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财产、自由和公正,我们现在可以更加细致地
考察另一些已经有所暗示的问题,尤其是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此相
关的专业分工,以找出某些更为深入的关系。这些发展也对扩展
秩序的成长大有贡献,但是在当时,甚至在数百年之后,即使那
些最了不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,对此也没有多少理解;当然也没
有哪个人曾特意做出这样的安排。
我们所讨论的那些时代、环境和过程,都笼罩在时间的迷雾
之中,对其细节无法做出言之凿凿的证实。某些专业分工和交换
行为,在完全被成员的一致意见所支配的早期小社会里可能就已
出现。原始人追踪动物的迁徙路线,当他们遇到另一些人或群
体,有可能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。关于很久之前的贸易,虽
然有着令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,但这种事不但十分罕见,而且易
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:贸易和文明
除了滚滚财源之外,它还会带来什么有价值的东
西 ?第 40 页
于让人产生误解。利用贸易而得到的基本生活资料,大多数都被
消费掉了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而那些让其所有人爱不释手,不
惜放弃必需品而得到的稀奇物品,往往意味着他们会留为己用,因此也更为耐久。装饰品、武器和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主要的证
据,我们根据当地没有可以用来制造它们的自然资源,只能推断
要想获得这些东西就必须依靠贸易。考古学也不太可能发现人们
从很远的地方得到的盐,不过盐的生产者通过卖盐而得到的回报
的确时有发现。但是,使贸易日益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生存不可缺
少的制度的,并不是奢侈的欲望,而是生活必需品。
无论交换的是什么东西,贸易肯定出现得极早。远距离的贸
易,以及交易商不知其来源的那些物品的贸易,肯定比相距遥远
的群体之间现在能够发现的任何其他交往更为古老。现代考古学
证实,贸易要早于农业或其他正常的生产活动(利基,。在欧洲,甚至存在着至少 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远距离贸
易的证 。在 据(赫斯科维茨, 年前,安纳托利
亚的加泰土丘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,甚至在陶器和金属交易出现
之前,就已成为黑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中心。这两个地方也提供
了“人口骤然增加”的早期例证,人们常常把这说成是农业革
命。后来,“在公元前 年的后期就存在着水路和陆路网络,把米洛斯岛的黑曜岩运往小亚细亚和希腊内陆(见柴尔德,一书中 格林的导言;另见伦弗鲁,“有证据表明,甚至在公元前 年以前,就有广
泛的贸易网把俾路支(位于西巴基斯坦)和西亚各地联系在一
起。 ( ”柴尔德, 我们还知道,王朝时代以前埃
及的生计有着可靠的贸易基础(皮尔纳,日常贸易在荷马时代的重要性,可由《奥德赛》)中的故事加以说明。雅典娜装扮成船长,载着一船用于交
换铜器的铁,去和忒勒玛科斯会面。据考古学证据,使后来的古第 41 页
典文明得以迅速发展的贸易大扩张,也是出现在几乎没有历史文
献可资利 年里。 用的 年到 年这 时期,即在从公元前
大约在同一时间,贸易扩张似乎也使希腊和腓尼基贸易中心的人
口有了迅速增加。这些中心在建立殖民地上相互激烈竞争,使古
典时代初期重要文化中心的生活,变得完全依靠日常的市场过
程。
这些早期年代存在着贸易,就像它对扩展秩序的作用一样,是无可辩驳的。不过很难说这个市场过程的建立会一帆风顺,它
肯定伴以早期部落社会的根本瓦解。甚至在那些已经承认分立的
财产的地方,需要有另外一些以往没有听说过的行为方式,才会
使群体倾向于同意它的成员取走该群体拥有的必要物品让陌生人
使用(甚至交易者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理解这样做的目的,更不用
说当地的民众了) 若是没有这种交易,这些物品本来一直是
供当地人共同使用的。例如,建立了各希腊城邦的船主,把装满
油和红酒的陶罐运往黑海、埃及和西西里以交换谷物,在这个过
程中他们是把自己的邻人十分需要的货物拿去给了那些他们的邻
人素不相识的人。小团体中的成员若是同意这种做法,他们必须
先放弃自己的成见,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世界 一个小团
体的重要性大为减少的世界。正像皮戈特在 古代欧洲》中所
说,“探险者和采矿者,商人和经纪人,船运和商队组织,承诺
和协议,对远方外邦人及其习俗的看法 所有这一切都涉及到
社会理解的扩大,这是进入青铜时代的技术进步所必需的”(皮。这 戈特, 位作者还谈到了公元前 年青铜时代中
期的情况:“海路、河运和陆路网络赋予当时的青铜业许多国际
性,我们发现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,各种技术和风格有着广泛
的分布。 ( ”同上,是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提供了这些新的起点,不但导致了对世
界的新见解,甚至导致了风格、技术和观念的某种“国际化”第 42 页
(这个词当然有时代错置之嫌)呢?其中至少包括善待远客、防
卫能力和安全的通道(见下面一节)。原始部落界定模糊的领土,甚至在早期,很可能由于个人按照这些行为方式建立起的贸易交
往而相互重叠。这种个人交往可以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关系链,正是在这个链条上,数量虽小但不可缺少的“微量元素”得以传
播到很远的地方。这使固定职业,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,在许
多新的地区成为可能,并最终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。一种连锁
反应出现了:更大的人口密度导致了专业化机会或劳动分工的发
现,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,这又使人口的继
续增加成为可能。如此往复不已。
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
对这种由新的聚居地和贸易所启动的“连锁反应”,可以做
些更为细致的研究。有些动物只能适应特殊的、十分有限的环境
“生态龛”,离开它便难以生存,而人类和老鼠等少数其他动物,却能够适应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。很难把这仅仅归因于个体的适
应能力。只有少数较为狭小的地区,能够为狩猎者和采集者的小
团体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体所需要的一切,如果他们耕种土地,自然物产就更为不足。没有另一些地方的同
胞的支持,大多数人都会发现,他们打算居住的地方不是不适合
居住,就是只能让很少的人定居。
确实存在的那些相对而言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龛,不管是在
什么地区,很可能早已被永久占领并且抵制外人的入侵。即使是
生活在那里的人也会逐渐知道,附近的地方虽然没有提供他们所
需要的全部东西,却提供了大多数东西, 可能缺少一些他们
只偶尔需要的基本物品:燧石、弓弦、固定刀柄的木胶、制革材
料,等等。在确信这些需要可以通过不定期返回自己的家乡得到第 43 页
满足之后,他们会离开自己的群体去占领其中一些相邻的地方,甚至是他们所居住的陆地上一些更远的人口稀少的新领土。这些
早期的人口迁移和必需品转移的重要性,不能只从数量角度来衡
量。如果不存在进口的可能性,即使这些物品在某个地方的当前
消费品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,早期的定居者莫说繁衍人口,连维持自己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。
只要仍然住在家乡的人还认识已经迁出的人,他们回去补充
必需品便不会遇到什么麻烦。然而,用不了几代人的时间,这些
原居民群体的后代便会互不相识;仍然住在原来更有自给能力的
地方的人,经常会以不同的方式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物产。为了获
准进入原来的领地,以便取得某些只有那里出产的特殊物品,出
于表达和平愿望的目的,也为了勾起当地居民的欲望,他们必须
带一些礼物。要想让礼物有最佳效果,它们最好不是那些当地随
时可以提供的满足日常需要的东西,而应当是一些让人心动的、不同寻常的新式装饰品或美味佳肴。这种交往的一方所提供的物
品,事实上经常是些“奢侈品”,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,但很难
说交换的物品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必需品。
最初,涉及礼物交换的经常性交往,很可能是在家族之间发
展起来的,他们承担着相互款待的义务,而这又与通婚习俗有着
复杂的关系。从这种家族成员和亲戚之间送礼的做法,到更加非
个人化的东道主或“介绍人” 他们遵照礼俗充当来访者的保
人,并允许他们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
制度的出现,再到按照由稀缺程度决定的比例交换具体物品的做
法,这个转变过程无疑是十分缓慢的。但是因为认识到仍可视为
划算的最小值,以及不再值得交换的最大值,由此使具体的物品
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价格。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,传统的等值
物必须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条件。
我们从早期希腊史中的确可以发现重要的宾客制度(第 44 页
,它使身处异邦的个人得到通行权和人身保护。
当然,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作为一种个人关系发展起来的,即使军事贵族会把这种贸易伪装成好像不过是个人之间互赠礼
物。不但已经很富有的人能够款待另一些地区特殊家族的成员,而且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些使群体的重要需求得到满足的渠道,因
勒玛科斯曾向皮洛 而能使人们变得富裕。 斯和斯巴达的一位访
客打听他那个“周游四方的父亲奥德赛”的消息(《奥德赛》第
三幕),这个访客很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财富登上王位的商人。
毫无疑问,这种与外邦人发生有利交往的机会的扩大,也会
使已经发生的与原始小群体中那种休戚与共、目标一致和集体主
义的决裂得到进一步强化。确实,有些个人从小群体的控制和应
尽义务中解脱出来了,他们不仅开始定居在另一些群体中,并且
为同另一些群体成员建立关系网络 一个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接
力者和分叉过程而最终遍布全 打下了基础。即使这 球的网络
些个人既不知道也没有这种意图,他们却能够为建立一个更为复
杂、更为广泛的秩序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,这种秩序远远超出了
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同代人的视野。
为了创造这样一种秩序,这些个人必须能够把信息用于只有
他们自己知道的目的。没有某些行为方式上的有利条件,譬如和
远方的群体共同遵守的宾客制度,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。这些行
为方式必须是共同的,而遵守这些行为方式的个人的具体知识和
目标可以各不相同,并且能够以特殊的信息为基础。这反过来又
会激励个人的首创精神。
由于只有个人,而不是他的群体,能够获准和平地进入外邦
人的领地,因此他获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备的知识。贸易不能
建立在集体知识上,只能建立在独特的个人知识上。要想使这种
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利用,只有越来越多地承认分立的财产。船主
和其他商人是受他们的个人收益所左右,但是用不了多久,由于第 45 页
他们是通过贸易而不是生产去追求财富,由此给家乡不断增加的
人口带来的财富和生计,就只能依靠他们在发现新机会上不断创
新来加以维持了。
为了不使以上所言引起误解,必须记住,人们为何接受任何
具体的新习俗或新发明,只是件次要的事情。更为重要的是,使
一种习惯或发明得到维系,需要两个明确的前提。首先,必须存
在着能够使某些行为方式代代相传的条件,而这些行为方式的好
处未必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或赞赏。其二,保留这些习惯的群体
必须是取得了明确的优势,使他们能够比另一些群体更为迅速地
扩张,并最终胜过(或同化)那些不具备类似习惯的群体。
贸易比国家更古老
人类最终能够像现在这样稠密地占据地球的大部分地区,甚
至能够在几乎生产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维持众多的人口,这是
因为人类就像一个自我伸展的庞大机体,学会了扩展到最遥远的
角落,从每个地方汲取整体所需要的不同养分。当然,即使在南
极洲,不需要多久也能使数千名矿工挣到丰足的生活资料。在一
个来自太空的观察者看来,这种表面不断发生变化的遍布全球的
现象,很可能像是一个有机体成长的过程。然而并非如此:它是
由不再率性而为,而是遵循着传统习惯和规则的个人所成就的。
这些生意人和东道主,对于他们所服务的具体需要所知甚少
(就像他们的先辈对此也所知甚少一样)。他们也不需要这种知
识。许多这样的需要当然要过很久才会出现,因而人们甚至无法
预测它们的一般特征。
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,就越会发现,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
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由于我们
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,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第 46 页
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,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。这
的性 例如那些文献和遗迹 种由于事物 质使然而形成的骗
局,可以拿下面的故事(但愿它不足为训)为例:考古学家根据
有关具体价格的最早记录是刻在一根石柱上这个事实,便断定价
格总是由政府制定的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,一部广为人知的著作
认为,由于在巴比伦城的发掘中没有发现适当的空地,因此那里
炎热的气 还不存在集市 候下,这种市场怎么会在露天里举
行!
与其说政府会促进远距离的贸易,不如说它经常阻碍这种贸
易。为经商的个人提供了更大独立性和安全的政府,是这种商业
带来的信息和人口的受益者。但是,当政府发现自己的人民日益
依赖某些基本食物和原料的进口时,它们本身经常会以这样或那
样的方式竭力保障这种供应。例如,有些早期政府当从个人贸易
中第一次了解到存在着一些必要资源之后,就会试图用有组织的
军事或殖民远征取得这种资源。雅典人并不是最早,当然更不是
最后一批做这种事的人。但是因此便像一些现代作者那样(波拉
尼, 得出如下结论却是很荒谬的:在雅典最为繁荣
发达的时期,它的贸易是“受到管理的”,受着政府签订的条约
的约束并且是以固定价格进行的。
实际情况似乎是,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,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。这可拿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政府为
例 伊诺第, (罗斯托夫采夫, 。中国的历史也提供
了政府试图推行完美的秩序,使创新变为不可能的许多事例(李
约瑟, 。这个国家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大大领先于欧洲,仅
举一例: 世纪它在浦江一侧便有十座油井在生产,政府的控
制权所导致的,肯定是它后来的停滞不前,而不是它早期的进
步。使极为先进的中国文明落在欧洲后面的,是它的政府限制甚
严,因而没有为新的发展留下空间,而欧洲,正如前一章所说,第 47 页
它在中世纪异乎寻常的扩张,很可能应当归功于政治上的无政府
状态(贝什勒,哲学家的盲目性
希腊的主要商业中心,尤其是雅典和后来的科林斯,政府专
门制定的政策并没有为它们带来多少财富,并且几乎没有人理解
这种繁荣的真正原因。完全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发达市场秩
序的亚里士多德,或可作为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。虽然人们有
时说他是第一个经济学家, 加 但是他当作“经济”
以讨论的事情,完全是家政管理,或至多是农庄之类的个人产
业。对于从市场上获利的努力,即他所说的“生财之道”
,他只是一味加以诅咒。尽管当时雅典人的生计
依靠同远方的谷物贸易,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)的秩序。他虽然也被人称为生物学家,但是他对任何
复杂结构最关键的两个方面,即进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,没有丝
毫察觉。正如恩斯特 迈尔所言( “宇宙能够从最初
的混沌中发展出来,或更高级的有机体能够从较低级的有机体进
化而来,这种观念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格格不入的。再说一
遍, 亚里士多德反对任何进化。 ” 他好像没有注意到 “自然( ”或
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长的过程(见补论 ,他似乎也
不熟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区
别,例如自发成长的 和早期思想家称为 的那种特意
安排的秩序(譬如军队中的秩序)之间的不同(哈耶克,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一切人类活动的秩序都是 , 即 由
某个秩序井然的头脑对个人行为专门加以组织的结果。我们前面
(见第一章)已经知道,他振振有辞地声称,只有在一个小到足
以使人人能够听到发令者声音的地方,一个目力所及的地方,才第 48 页。 他宣布“ 政治学》, 能建立起秩序( ,人数过于
庞大,便无法井然有序地参与”
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只有现存人口中已知的需求,为经济努
力提供了天然的或正当的理由。他认为,人类乃至自然,一直就
是以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存在着。这种静态的观点没有为进化论留
下立足之地,甚至使他不能问一下现存的制度是从何而来。他好
像从来没有想到,大多数现存的人类共同体,尤其他那些人数众
多的同胞雅典人,若是他们的祖先一直限于满足自己已知的当前
需要,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出现。通过遵守抽象规则去适应不可预
见的变化,这种一旦成功便会导致人口增加和常规形成的试验过
程,对他来说也很陌生。因此亚里士多德也为伦理学制定了的普
遍的研究模式,在这种模式支配下,察觉不到历史提供的这些规
则作用的线索,也不会想到从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一下这种作用,因为理论家很容易忘掉答案就包含在这个规则的问题之中。
在亚里士多德的头脑里,只有目的在于把好处留给别人的行
为,才是可以从道德上加以赞成的行为,仅仅着眼于个人收益的
行为肯定是恶劣的行为。商业上的考虑可能不会影响大多数人的
日常活动,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更长远的角度说,他们的生活不取
决于使他们能够买到基本物品的贸易的正常进行。亚里士多德把
为获益而从事的生产斥为违反自然,而这种生产在他之前很久,就已经成为大大超出另一些人的已知需求的扩展秩序的基础。
我们现在知道,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,获利的可能
起着一种信号作用,它指导人们做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成效的
选择;通常,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,因
为它的产出大于消耗。至少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些希腊人,对此
世 已很有体会。在公元前 纪 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 第
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奔尼萨战争史时,便开始
思考早期的人们“如果既无商业,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,第 49 页
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,那么他们绝无
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”,因此“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,也
不 。然而亚里士多 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”(修昔底德,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。
对经济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 学和进化茫然
无知的建议,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成村庄,因为他关于人类
形成秩序的观点,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。然
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,尽管事实上
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、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
的。
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
响,因为 阿奎那在 托马斯 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
形严重,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
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。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
度,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,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
的蔑视态度,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。
当然,到了 世纪,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(就像在其他事
务上一样)的影响开始减退。大卫 休谟发现,市场可以让人们
“为别人提供服务,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”
,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;或使人们的行动“有利于公
众,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” ,凡此皆
由于一种秩序,在这种秩序下,“即使是坏人,为公益服务也符
合他的利益”。因为有了这种见解,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
人间,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,而过
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,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
版本,才能使其产生。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
在规定的限制之内,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,即使
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。第 50 页
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,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
展,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,一种天真幼稚的、泛灵论的世界观,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,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
础。第 51 页
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
我们必须自我警惕,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
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。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
类拔萃的人士, 与 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
经验相悖者,莫此为甚。
韦尔弗雷德 特罗特
向财产挑战
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,并且一点也不理
解进化现象;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 阿奎那体系
之后,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,然而
和 只是到了后来,主要是在 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,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,它们结合在一起,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
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。
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,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
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。我把它称为“建构主义”
或 “唯科学主义( ”仿照法语中的说法) , 在此后几百年里, 它实
际上控制着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。这种
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 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。
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,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,是一种滥用理
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,最为重要的是,它不可避免地第 52 页
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。道学家们利
用这种解释,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,终于开始去奉承一
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,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。
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,不但抛弃传统,甚
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,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
望效力,它仅凭自己的力量,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、一种新道
德、新法律,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。虽然这种学说的
错误显而易见,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,也支配着文
人们、艺术家们和知识分子的思想。
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,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,还有另
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,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
式,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。洛克就曾解
释说,“然而所谓理性,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
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,而是指明确的行为准则,所有的优良品质
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,都是由此而来”(洛克,。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,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
然只占少数。
其次,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,也来自卢梭的著作
和影响。这位独特的思想家 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
义者和浪漫派 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,对它有着深深的依
恋。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“进步”思想,使
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,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
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“对自由的追求”,而是因为他们在保护公
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。卢梭让人们忘记了,行为规则
必然是限制性的,它们的产物是秩序;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
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,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
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。
正是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的开场白里声称,“人类生而自第 53 页
由,但无往不在枷锁中”,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“人为的”限
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,一变 制 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
的真正英雄,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
的限制,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。在宣
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,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
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,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,或“普遍意志”,通过这种意志,人民“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,一个个体”(《社会契约论》, 另见波普尔,。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,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,在那里我们的本能,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
则,将使我们有能力“征服世界”,正像《创世记》给我们的教
诲一样 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,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
主要的根源。
不错,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,但它的威力(无论它自
己怎么说)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。我们早就知道,野蛮人远
不是自由的,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。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
意,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
提,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;个人财产的发展
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 或集体的 认知范围的扩展秩
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。
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,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,或
者说,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。然而,它骨子里
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,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,即我
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
理由,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。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
证,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,为争取不受限制 自由之成为
可能,正是因为这些限制 的“自由”找到了理由,并且能够
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“解放”,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第 54 页
便日益加深,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。人们
日益认为,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,可以用中央对其
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。
世纪,对财产在文明进 到了 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
评价和讨论,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。在这个时期,在
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,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,成
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
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。[这 世纪,例如它在 种禁忌一直延续到
布赖恩 巴里有关(财产的)习惯用法和“分析”的陈述中有所
表现(巴里, ,其中公正“从分析的角度看,是同
‘应得的赏罚 和‘需求’联系在一起,因此可以正确地说,休
谟所说的一些‘公正规则’是不公正的”。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
“财产和契约禁忌”的言论( 例如,人类学的奠基
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,因此泰勒的两卷本《原始文化》一
书,索引中竟没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,韦斯特马克确实用
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,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,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“不劳而获的收入”来源,并由此断
定“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” 。社会主义者
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,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
上的无能,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(所谓“知识社会学”的
情况更糟)。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,它
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(费里,更晚近的说法则是,它能够“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,或……创造人类的未来”(塞杰斯特, 。就像一度虚
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“自然学”
一样,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、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
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。
我刚才说过,对财产之类的传统制度的研究“变成了禁忌”。第 55 页
很难说这是在夸大其辞,因为对道德传统的进化选择这个如此有
趣而又重要的过程,竟然一直研究甚少,这些传统为文明的发展
所提供的方向竟受到严重的忽视,这实在令人费解。对于一个建
构主义者来说,这种事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如果有人被“社
会工程”,即人类能够自觉地选择自己的方向这种观念所迷惑,有关他如何达到了目前状态的发现,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。
虽然这里我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,但我可以顺便提一
下,对财产和传统价值的挑战不仅来自卢梭的追随者,它也有其
宗教的来源,尽管重要性或许稍次。这个时代的革命运动(理性
主义的社会主义,然后是共产主义)有助于针对基本财产制度的
宗教反叛这一古老的异端传统的复兴。在早先数个世纪里,领导
这些反叛的是诺斯替教徒、摩尼教徒、鲍格米勒派教徒和清洁派
世纪,这些具体的异端不 教徒。到了 复存在,但是成千上万
名新型的宗教革命家出现了,他们把自己的反对热情发泄到了财
产和家庭头上,并且号召用原始本能来反对这些限制。简言之,对私有财产和家庭的反叛并不限于社会主义者。唤起各种神秘主
义和超自然的信仰,不仅可以给限制本能的习惯找到理由,例如
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中的主流教义,在更为边缘的运动中,也可以
用来支持本能的释放。
限于篇幅和学识不足,我不能在本书中讨论我刚才提到的返
祖主义反抗所针对的第二个传统目标:家庭。不过我至少应当指
出,我认为,对事实得出的一些新的知识,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
传统的性道德规则失去了依据,因此这个领域很可能会发生重要
的变化。
我提到卢梭和他四处弥漫的影响以及另一些历史发展,不过
是想提醒读者,严肃的思想家对财产和传统道德的反叛,并不是
一种相对较为晚近的现象,现在我要来谈谈卢梭和笛卡尔在
世纪的一些知识遗产。第 56 页
不过我首先应当强调,这里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这种反叛的漫
长历史,以及它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不同变化。在奥古斯都 孔
德提出用“实证主义”一词来指“得到证实的(即由理性加以证
实的)伦理学”观点,作为对超自然的“启示的伦理学”惟一可
能 ,杰里米 边沁就已经为我们现在 的替代之前(
称为法律和道德实证主义的学说,建立了一个极为稳固的基础:
他对法律和道德体系做了建构主义的解释,按照这种解释,它们
的效用和意义据说完全取决于其设计者的愿望和意图。边沁本人
在这一发展中也是个后来者。这种建构主 斯 义不仅包括由约翰
穆勒和后来的英国自由党所代表并加以继承的边沁 图亚特 主义
传统,实际上它还包括当代所有那些自称是“自由主义者”的美
国人(其对立面是另一些非常不同的思想家,他们在欧洲更为常
见,也被称为“自由主义者”,但更适当的称呼应是“老辉格党
人”,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爵士)。如瑞士一
位目光犀利的当代分析家所言,如果人们接受现在的自由主义
(应读作“社会主义”)哲学,认为善恶之分既然对他总有一定的
意义,因此他自己必须、并且能够精心为它们划定一条界线(科
尔 什 , ,那么这种建构主义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
无可避免的现象。
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
我就道德和传统、经济和市场及其进化发表的见解,显然与
许多有影响的观念相冲突,不但和第一章讨论的旧式的社会达尔
文主义 如今它已不再被广泛接受 而且和过去以及现在的
许多观点相冲突: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、卢梭和社会主
义奠基人的观点、圣西门、卡尔 马克思等许多人的观点。
我的基本论点是,道德规范,尤其是我们的财产、自由和公第 57 页
证制度,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,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
种独特的 世纪知识分子的主流观点当 第二禀性。这种观点和
然是对立的。理性主义的影响既广且深,因此一般而言一个人越
是聪明和有教养,他或她就不仅越有可能是理性主义者,而且还
会持有社会主义观点(不管他们在坚持信念上是否足以给自己的
观点贴上包括“社会主义”在内的某个标签)。我们在智力阶梯
上攀登得越高,我们越是与知识分子谈话,我们就越有可能遇到
社会主义信念。理性主义者大多数有可能既聪明又很有学识,而
聪明的知识分子大都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
假如我可以在这里插入两段个人评论,我认为自己是有资格
根据一些个人经历来谈谈这种世界观的,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进
行系统的评价与批评的这些理性主义观点,也正是本世纪初塑造
我本人世界观的那些观点,在这一点上,我和我这一代不信教的
大多数欧洲思想家的情况是一样的。当时那些观点看起来不言自
明,遵循它们似乎就是摆脱一切有害迷信的途径。我本人就曾为
挣脱了这些观念花去一段时间,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确发现它们本
身也是迷信。因此从个人角度讲,我几乎难以再对下文中将要提
到的作者给以苛评。
不过,为了不至于让读者得出错误的结论,在这里提一下我
的《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》一文( 跋)大概是适当
的。我的论证虽然是针对社会主义,但是就像艾德蒙 柏克一样,我和托利党的保守派很少相似之处。我的保守主义,就它的本来
面目而言,仅仅限于受到一定界定的道德。我完全赞成进行试
验 当然也赞成比保守主义政府乐于允许的更多的自由。对于
那些我与之讨论问题的理性主义知识分子,我所反对的不是他们
在从事试验;相反,他们从事的试验太少了,他们所热衷的试
验,大都变成了平庸无奇的事情 重返本能的想法其实就像刮
风下雨一样平常,如今经常有人在做这种尝试,因此已经搞不清第 58 页
楚从什么意义上说它还能算是一种试验。我反对这样的理性主义
者,因为他们声称自己的试验由其性质所定是理性的结果,他们
用伪科学的方法论为这种试验乔装打扮,借此在有势力的人中间
招兵买马,让极为可贵的传统行为方式(在世世代代的进化过程
中进行试错试验的成果)受到无端的攻击,从而使他们自己的
“试验” 避开世人的审查。
理智的人倾向于过高地估计理智,倾向于认为我们必须把自
己的文明所提供的优势和机会,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
传统规则的遵从,要不然就是认为,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,通过
对我们的任务进行更为理智的思考,甚至是更为恰当的设计和
“理性的协调” , 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。 只要认识
到这一点,我们当初因为看到聪明人倾向于成为社会主义者而生
出的诧异,也就会烟消云散了。这种思想倾向会让人不由自主地
赞成对经济进行集中计划和控制,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。当
然,知识分子要求对他们希望做的事情一概要有所解释,对于恰
巧在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行为方式,他们会因
为其来历不明而不愿接受;这会使他们和默默接受现行行为规则
的人发生冲突,或至少是瞧不起他们。不难理解,他们也会希望
同科学和理性结盟,同过去几百年里自然科学取得的异乎寻常的
进步结盟,因为他们一直受着这样的教育:科学和理性的结果不
外乎建构主义和唯科学主义,他们感到很难相信还能存在着源于
特意试验以外的任何有用的知识,或者承认他们自己的理性传统
之外任何传统的效用。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就曾以这种态度写道:
“根据定义,传统几乎只配受到谴责,它是一种令人好笑和可憎
的东西。 ( ”塞顿一沃森,根据定义:巴里( ,同上)曾想利用“分析性的定义”,把道德和公正变成不道德和不公正;塞顿一沃森在这里也想对传
统采取同样的措施,用严格的定义把它变成应予谴责的东西。我第 59 页
们在第七章还会谈到这些 “词” 、 这些 “新说法” , 现在还是让我
们更贴近地考察一下事实吧。
这些反应都不难理解,但是它们后果严重。如果发生以下情
况,这些严重的后果无论对理性还是道德都特别危险:更为偏爱
这种相沿成习的理性传统而不是理性的真实产物,会使知识分子
无视理性在理论中的局限性,不考虑由历史信息和科学信息组成
的世界,总是漠视生物科学和经济学之类有关人的科学,使他们
对我们的传统道德规则的起源和作用做出错误的解释。
就像其他传统一样,理性传统也是通过学习得到的,不是先
天的。它也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;对这种所谓的理性和真理传统
的合理性以及真实性问题,现在必须给予严格的评估。
道德和理性:若干实例
为了不至于让人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辞,我想立刻提出几个实
例。我打算对我们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加以评论,但我不想对他们有失公允。虽然就他们自己的观点而言,他们反
映出了问题的严重性,即我们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还远远没有理解
我们的主要传统所发挥的作用,但是通常他们对这些思想的普及
并不承担直接责任,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更好的事情要做。另一方
面也不应当认为,我就要提到的那些言论,不过是那些出类拔萃
的作者一时的或个别的失常表现。恰恰相反,它们是从一种根深
蒂固的理性主义传统中得出的始终不变的结论。我当然不怀疑,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,有一部分人曾经努力想去理解人类合作
的扩展秩序,但是到头来他们还是经常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种秩
序坚定的反对派。
但是,在传播这些思想上出力最多的人,即建构论理性主义
和社会主义的真正信徒,并不是这些杰出的科学家。不如说他们第 60 页
大多数是所谓的“知识分子”,即我在另一篇文章中称为“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”的那些人:教
师、记者和“媒体代表”,他们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
后,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,自封为在知识和道德上比那些仍
然看重传统价值者高一等的人、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
人。他们为了使自己的货色看上去很新鲜,必须对一切相沿成习
的事情大加嘲讽。在这种人看来,赋予自己的立场以“新颖”或
“新事物”而不是真理,成了主要的价值,虽然很难说这是他们
的本意 虽然在他们所提供的货色中,新的一点也不比真的
多。此外人们也会怀疑,这些知识分子在应当做什么事上有更高
明的见识,而得到的报酬却大大少于那些主宰着实际事务的人,他们是不是被由此产生的怨忿所激励。作品质量极高的韦尔斯,可以作为这些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文学解释者的一个杰出典范,他
们从真正的科学家那儿乞讨来一些观念,而在大力传播为每个人
派发适当份额的中央指令性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理想上,则远远胜
过后者。另一个这样的事例是早期的乔治 奥维尔,他曾一度认
为,“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完全明白,在可能的范围内,这个世界
至少就其潜力而言是极为富足的”,因此我们可以“尽可能地对
它进行开发,只要我们愿意,我们全都可以生活得像王公贵族一
般” 。
这里我想重点讨论的,不是韦尔斯和奥维尔这类作家的作
品,而是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所鼓吹的观点。我们可以从雅克
莫诺开始。莫诺是个伟大的人物,我也十分欣赏他的著作,从本
质上说,他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。但是他对伦理学的思考
却有着不同的特点。 年,他在诺贝尔基金会的一次以“价
值在一个事实世界中的地位”为题的会议上说:“科学的发展
于摧毁了这种观点,即伦理学和价值不是我们自由选择的问题,而是为我们规定义务的问题;科学的发展使这种观点变成了谬第 61 页
论,把它打入没有事实依据的胡思乱想之流。”
此年稍后,他又重申自己的观点,在如今已很有名的《偶然和必
然》一 。他劝告我们弃绝一 书中提出了同样的主张(
切精神营养,承认科学是真理惟一的新来源,并对伦理学的基础
做出相应的改造。就像许多类似的阐述一样,该书也以这样的观
点作结:“从本质上说不具备客观性的伦理学,永远被拦在知识)这种新的“知识伦理并 领地之外。 ” 不强加以
于人;相反,是人把它强加给自 。 莫 诺 己”
说,这种新的“知识伦理,是即有理性主义又有坚定理想主义的
惟一态度,以它为基础可以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”。莫诺的思想有其典型意义,因为它深深植根
于一种知识理论,它试图以某些类型的行为更能满足我们的愿望
为根据,建立起一门行为科学 不管你把它称为幸福论、功利
主义、社会主义或无论什么东西。对我们的劝告是,我们应当使
自己的行为有望造成这样一种状况,它会满足我们的欲望,使我
们更加幸福,如此等等。换言之,需要这样一种伦理,人们在追
求已知的、可取的和事先选定的目标时,能够随意遵循之。
莫诺的结论来自他的如下观点:除了把道德归因于人类的发
明之外,对它的起源做出解释的另一种惟一可能的方式,就是许
多宗教所提供的那种泛灵论的或拟人化的解释。不错,“就作为
一个整体的人类而言,一切宗教都与拟人化的观点密不可分,它
把神比拟成一个父亲、朋友或统治者,人们必须效忠于它,向它
祷告,等等”(科恩, 。我就像莫诺以及大多数自然
科学家一样,无法接受宗教这个方面的说法。在我看来,这是把
大大超出我们理解力的东西,贬低到了比人类智力高级不了多少
的水平。但是拒绝宗教的这个方面,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,我们
可以把某些行为方式得到维护 也许是出于错误的理由 归
功于这些宗教,在能够使人类大量生存下来这个方面,它们要比第 62 页
理性所成就的大多数事物更为重要。
莫诺并不是以这种思路讨论问题的惟一生物学家。对“进化
规律”的错误解释,会把卓越的头脑引向何等荒谬的境地,在我
看到的人中间,几乎谁也比不上另一位大生物学家和博学的学者
的言论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(见第一章) 。 李约瑟写道“ :社会公正
和同心同德的新世界秩序,合理的无阶级国家,并不是狂热的理
想主义之梦,而是从整个进化过程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,它
的权威性丝毫不亚于它的前提,因此在所有信仰中它是最理性
的。 ( ”李约瑟,我会再回到莫诺上来,不过我还得再搜集几个事例。我过去
凯恩 一个最恰当的事例,是约翰 曾讨论过的( 斯,在从
传统道德中解放出来的那一代人中间,他是最具代表性的知识分
子领袖之一。凯恩斯相信,和遵守传统的抽象规则形成的世界相
比,他通过计算一些可预见的后果,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
世界。凯恩斯喜欢用“因循守旧的智慧”这种说法来表示自己的
轻蔑,在一段坦率的自传性言论中,他提到自己年轻时那个剑桥
小圈子 他们大多数成员后来都属于布卢姆茨伯里团体
“都摒弃了我们所承担的遵守普遍规则的个人义务” , 他们 “从严
格的意义上说,都是不道德的入”。他谦虚地补充说,到了 岁
这把年纪,他已经老得不能再有所改变了,于是只好继续做个不
道德的人。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还为他的一些经济观点以及他对
管理市场秩序的信念进行辩解,其根据则是“从长远看我们终有
一死”(也就是说,我们不必在乎自己会造成什么样的长远伤害;
只考虑眼前的事情就行 包括公众的意见、要求、选票以及煽
动家的废话和许诺) “ 。从长远看我们终有一死” 这种说法是一种
很典型的表白,即不愿意承认道德涉及长远后果 我们无从体
验的后果,对那些有长远目光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矩,倾向于
之如敝履。第 63 页
凯恩斯也反对传统的“节俭美德”,他像成千上万浅薄的经
济学家一样,拒不承认要想增加资本产品(即投资),一般需要
减少消费需求。这又使他把自己令人生畏的智力用来建立他的经
我们认为,这 济学“通”论 就是本世纪下半叶长达 多年
世界范围内罕见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不可避免出现的严重失业的
原因所在(
由此可见,让凯恩斯头脑混乱的不只是哲学,还有经济学。
马歇尔理解这个问题,但是他似乎未能把约翰 斯图 阿尔弗雷德
亚特 穆勒年轻时就得出的重要见解,即“对商品的需求不同于
对劳动力的需求”让凯恩斯留下足够深刻的印 斯蒂 象。莱斯利
芬爵士(弗吉尼亚 沃尔夫之父,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另一成员)
在 年把这种理论描述为“没有几个人理解的理论,大概可
以把是否对有它充分的估价作为对经济学家的最好检验” 而
凯恩斯对他说出这样的话竟加以嘲讽(参见哈耶克,;对穆勒和斯蒂芬的讨论见 以下各
页) 。
不管凯恩斯本人如何认为,他在削弱自由上贡献甚大,但是
他并没有采取和他那些布卢姆茨伯里的朋友们一样的社会主义立
场,这令他们感到愤怒;不过他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样或那样的
社会主义者。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学生,都不承认扩展秩序必须建
立在长远的考虑上。
在凯恩斯观点背后有一种哲学幻觉,即存在着一种难以定义
的“善”的属性 一种有待每个人去发现的属性,它使每个人
承担起追求这种善的义务,只要认识到这种善,就有理由蔑视和
不考虑许多传统道德规范 这是通过穆尔的著作( )支配着
布卢姆茨伯里团体的观点 这种哲学幻觉,使他对养育自己
的源泉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敌视态度。这也明显地表现在 福斯
特身上,他曾一本正经地主张,把人类从“商业制度”的罪恶中第 64 页
解放出来,就像把他们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一样迫切。
和莫诺以及凯恩斯相似的情感,也来自一位名望稍逊但也很
有影响的科学家: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心理分析
学家奇泽姆。他简直就是在鼓吹“消灭对错观”,坚持认为心理
学 这种建议在 家的任务就是使人类摆脱“陈腐的善恶负担”
当时受到了美国上层法律权威的赞扬。道德在这里再次被视
非理性的 既然它没有“科 为 学”根据 ,它作为世代积累
起来的文化知识是不被承认的。
不过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位甚至比莫诺和凯恩斯更伟大的科
学家 爱因斯坦,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。爱因斯坦
所关注的是一个不同但密切相关的问题 。他采用了一句流俗的社
会主义口号,认为应当用“为用途而生产”取代资本主义秩序中
的“为利润而生产”
这里的“为用途而生产”,是指在小团体中根据产品由谁使
用的预测从事的劳动。但是这种情感没有考虑到以上各章阐述过
的观点,对它应当重申如下:在自发产生的秩序中,只有不同商
品和服务的预期价格与其成本之间的差别,能够告诉每个人如何
为一个蓄水池做出最大的贡献,而我们大家都是从这个蓄水池中
按自己所做贡献的比例汲取所得。爱因斯坦似乎没有明白,只有
按照市场价格进行核算和分配,才能够使我们发现的资源得到集
约化的运用,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无法想到的目的,使每
个人都能有效地参与生产交换〔首先是通过服务于大多数他素不
相识的大众,满足他们那些他确能有所贡献的需求;其次是他本
人实际上也可得到很好的供应,因为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的人,也是在市场信号的诱导下为他的需求提供服务(见前一章) 。 爱
因斯坦顺从于这样的情感,表现出他对协调人类努力的实际过程
缺乏了解,或是并没有真正的兴趣。
据给爱因斯坦作传的作家说,爱因斯坦认为不言自明的是,第 65 页
“人类的理性肯定能够发现一种像生产方式一样有效的分配方式”。这段记述不禁让人想 罗 到哲学家伯特 (克拉克, 兰
素的主张,他认为一个社会很难被认为是“完全科学的”,除非
“它精心建立起某种完成特定目标的结构” 。 这种要
求,尤其是出自爱因斯坦之口,表面上看如此合理,以至于当一
个聪明的哲学家嘲笑爱因斯坦在自己的一些通俗读物中信口开河
时,也以赞许的口气说,“爱因斯坦清楚地知道,目前的经济危
机要归咎于我们为利润而生产而非为用途而生产的制度,归咎于
我们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实际上没有伴随着广大群众购买力的相应
增 科恩, 长这一事实”
我们还发现爱因斯坦也在重复(见前引论文)“资本主义社
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”这种社会主义煽惑人心的陈词滥调,在这
种社会里“工人的报酬不是由产品的价值决定的”,而“计划经
济……会把需要做的工作分配给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”,如此
等等。
与此相似但更为审慎的另一种观点,出现在爱因斯坦的合作
玻恩的一篇文章里 者马克斯 ( : 第五章) 。 玻恩显然认识到
我们的扩展秩序已不再满足原始的本能,然而他也没有仔细地考
察一下创造并维持这种秩序的结构,或认识到我们出自本能的道
德在过去五千多年里,已经逐渐被废除或受到了限制。因此,虽
然他知道“科学技术大概已经无可挽回地破坏了文明的伦理基
础”,他却虚幻地以为,它们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,不是因为
它们系统地使信念失去了威信,而是因为它们揭示出,这些信念
没有满足建构论理性主义所要求的某些“可以接受的标准”(见
下文) 。 玻恩同意“ ,至今尚没有人设计出一种不需要传统的伦理
原则也能维护社会团结的方法”,他却希望能够“用科学中所使
用的传统方法”来取代它们。他也没有明白,处在本能和理性之
间的东西,是不能用“科学中使用的传统方法”来代替的。第 66 页
世纪一些重要人物 我的事例取自 的言论;我没有把无数
这样的人包括进来,例如米利坎、爱丁顿、索迪、奥斯特瓦尔
德、索尔维、贝尔纳等人,他们全都曾经在经济问题上信口开
河。当然,人们还可以引用出自较有名气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之口
不管是过去数百年里的还是 的数百条类似的言论 当今这个时
代的。不过我相信,更细致地考察一下这些当代的具体事例,而
不是简单地罗列那些引语和例证,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教益。大
概首先应当指出的,这些事例尽管不能说如出一辙,却具有某种
家族式的共性。
错误序列
在这些事例中出现的观点,全都有一些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
的主题根源,它们并没有共同的历史前辈。对一些背景文献不熟
悉的读者,也许不会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相互关系。因此在
进一步探讨这些观点本身之前,我打算先找出一些反复出现的主
题,它们中间的大部分,乍一看上去好像无懈可击,而且它们全
都为人们所熟知,但是它们加在一起,却构成一种论证。这种
“论证”也可以被称为一个“错误序列” ,或一个
炮制推断式的理性主义的配方,我把它称为唯科学主义或建构主
义。在动身之前,我们不妨先来参考一份“知识资源”,一本字
典,即一部包含着许多配方的书。我从十分有用的《方塔纳一哈
泼现代思想词典》中找出了四个基本哲学概念的简短定义,这些
概念对于在唯科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条线上受过教育的当代思想
家,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:理性主义、经验主义、实证主义和功
利主义。在过去几百年里,这些概念渐渐地被人们认为是科学的
“时代精神”具有代表性的用语,根据这些由一位英国哲学家、牛津三一学院院长昆顿写下定义,理性主义认为,除非有经验和第 67 页
的基础,一切 不管它是归纳的还是演绎的 推理 信念都是
不可接受的。经验主义主张,任何声称表达知识的命题,仅限于
那些其正当性有经验依据的命题。实证主义则被定义为这样一种
观点,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,这里所谓的科学,是指它
描述了可观察现象的共存性和连续性。而功利主义“把行为给每
个人造成的快乐和痛苦,作为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”。
就像人们会在前一节引用的事例中隐约感到的那样,在这些
定义里人们会十分清楚地看到现代科学和科学哲学的信仰宣言,以及它们针对传统道德的战争宣言。这些宣言、定义和主张给人
的印象是,惟有可以用理性加以证实的,惟有被观察实验所证明
的,惟有那些能够体验到的,惟有那些能够加以检测的,才是值
得相信的;惟有让人愉快的事才是应当做的,其他事情必须统统
放弃。这又直接导致一种主张,认为过去和今天创造着我们的文
化的主流道德传统 它们肯定无法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证实
是不值得遵守的,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
通常是社会主义的新道 种新道德 德。
对这些定义连同我们前面的事例,如果给予更为细致的评
价,可证明它们包含着如下预设:
凡是不能得到科学证明或观察验证的事情,就没有理由
遵守 (莫诺, 玻恩) 。
凡是没有理解的事情,就没有理由遵守。这种观点隐含
在我们的所有事例中,不过我必须坦白,我本人也曾持有这种观
点,并且我还能够从一位大体说我们观点一致的哲学家那里发现
这种观点。卡尔 波普尔爵士曾经说过( 着重
体是我加的) , 理性主义思想家 “不会盲从任何传统” , 当然, 这
就像不服从任何传统也是不可能的一样。不过这肯定是个笔误,因为他在别的地方曾正确地说过,“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自己在
谈论什么” ,另见巴特利,第 68 页
(虽然自由人会坚持有权评估任何传统,并且在适当的情况
下有权拒绝任何传统,但是如果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一切传统,并
且对其作用始终一无所知,那么他是不可能和其他人生活在一起
的。 )
与此相关的观点是,对于一项具体的事业,除非对它的
目标事先有充分的说明,就没有理由参与其中(爱因斯坦,罗
素, 凯 恩斯 ) 。
另一个与此有密切关系的观点是,任何事情,除非不仅
事先完全知道它的后果,并且还能充分观察到这种后果并能将它
视为有益的,那就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。
(第 条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,其实它们大体上一样。
我在这里对它们加以区分,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,支持这
些观点的论证 这取决于是谁在捍卫它们 或是根据缺乏普
遍的可知性,或更具体一点说,是根据缺乏明确的目的或有关后
果的全面而可观察的知识。)
还可以举出进一步的要求,不过这四项要求 我们将在以
下两章加以评价 已可满足我们(主要是为了阐明观点)的目
的。关于这些要求,首先可以指出两点:第一,对于我们的知识
或我们的理性在某些领域可能有其局限性,它们都没有表现出任
何自觉,或者说,它们都没有考虑,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最重要的
任务,可能就是找出这种局限性。下面我们就会知道,确实存在
着这种局限性,它们能够部分地得到克服,譬如利用经济科学或
“交换学” ,但是如果坚持以上四条要求,它们是不
可能得到克服的。第二,我们发现,在支持这些要求的态度中,不仅缺乏对这些问题的理解,不仅没有考虑或解决这些问题,甚
至令人不解地缺乏一种好奇心,丝毫没有想想我们的扩展秩序是
如何出现的,它是如何得到维持的,假如破坏了创造并维持这种
秩序的传统,会造成什么后果第 69 页
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
有些理性主义者会发出进一步的抱怨,对此我们几乎还没有
给予考虑:资本主义的道德和各种制度,不但未能满足以上评论
过的那些逻辑的、方法论的和认识论的要求,它甚至还给我们的
自由,例如我们不受限制地“表达”自我的自由,加上了不堪承
受的重负。
对付这种抱怨不能依靠否定显而易见的事实,即我们着手写
道德 作本书时所依靠的真理 传统确实会让许多人有些负担
感。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以下各章,为了回答这种抱怨,还得观
察一下我们从承受这种负担中得到了什么,以及不这样做会有什
么结果。我认为,实际上文明的一切好处,甚至包括我们的生
存,都取决于我们不间断地愿意承担起传统的负担。这些好处固
然不能使负担变得“合理”,但是改弦易辙只会造成贫困和饥荒。
我不想一一清点或评论所有这些好处,也不想“记下主对我
们的恩赐”,但是我可以在一个略有不同的背景下,再次提出一
个也许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好处 我这里想到正是我们的自由。
自由要求允许个人追求他自己的目标:所谓自由的人,是一个在
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。这种个人决
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,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(例如财产
权),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
范围。也就是说,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。这件
事至关重要,因为拥有自己的东西,不管它多么少,构成了独立
的个体得以形成的基础,它创造了能够追求具体的个人目标的特
定环境。
但是,一种普遍的臆断,即有可能取得这种没有限制的自
由,却造成了混乱。这种臆断反映在出自伏尔泰之口的格言:第 70 页
( “自由者, 可随
心所欲之谓也”),反映在边沁的“每一条法律都是罪恶,因为每
一条法律都是对自由的破坏”这种言论上 ,也
罗素的自由“就是我们实现 反映在伯特兰 自己的愿望不存在障
以 碍”这种定义上( 及无数其他文献上。然而这种
意义上的普遍自山是不可能的,因为每个人的自由都会颠覆所有
其他人拥有的无限自由,即不受限制的自由。
这可 因此,问题在于如何为所有的人保障尽可能多的自由
以通过用抽象规则对一切人的自由做出统一的限制加以保障,这
些规则禁止对所有其他人(或由他们)实施任意的或歧视性的强
制,禁止对任何其他人自由领域的侵犯(见哈耶克,,以及本书第二章)。简言之,要用抽象规则代替共同的具
体目标;政府的必要性仅仅在于实施这些抽象规则,以此保护个
人的自由领域不受他人的强制或侵犯。所谓奴隶制,无非就是强
制人们服从共同的具体目标,而服从共同的抽象规则(不管他们
是否有负担感),则为最不同寻常的自由和多样性提供了空间
有时人们担心这种多样性会导致混乱,它威胁到和我们的文明联
系在一起的相对秩序,其实更大的多样性却会带来更大的秩序。
因此,和没有限制的自由相比,通过服从抽象规则而实现的自
由,正如普鲁东所言,是“秩序之母,而不是它的女儿”。
其实,没有理由期待习惯做法得到的进化选择会产生幸福。
对幸福的强调是理性主义哲学家所为,他们认为,必须为人们的
道德选择找出自觉的理由,所谓理性,也就是对幸福的自觉追
求。但是,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采用自己的道德规则,就
像追问人们有什么自觉的理由运用他的理性一样错误。
不过不应忘记,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演化的秩序为我们提供的
幸福,有可能等于乃至超过原始秩序为极少数人提供的幸福(这
并不是说这种事是可以计算的)。现代生活中的许多“异化”和第 71 页
不幸有两个来源,其中一个主要影响到知识分子,另一个影响到
前者是一个有关任何生活在不符合 物质丰富的全体受益者 自觉
控制这一理性主义标准的“制度”中的人进行自我完善的预言。
因此从卢梭到福柯和哈贝马斯这些法国和德国的当代思想界人
上,都认为异化存在于一切未经个人自觉的同意便把秩序“强加
于”他们的任何制度之中;因此他们的追随者倾向于认为文明是
根据定义,事情只能如 不堪忍受的 其次,坚持利他主义
和休戚与共的原始本能,使那些遵守扩展秩序中非人格化规则的
人,不得不承受“坏了良心”这种如今十分流行的恶名。同样,取得物质上的成功据说会面对内疚感(或“社会良知”)。于是在
物质丰富的环境里,不但有残留的贫困造成的不幸,而且有
在本能和狂妄的理性看来 同秩序格格不入而引起的不幸,因
为这种秩序有着非本能的和超越理性的明确特征。
“解放”和秩序
在不像反“异化”的论证那般玄妙的层面上,是从文明的负
担中获得“解放” )的要求 这些负担包括遵守劳动
纪律、责任心、承担风险、节俭、诚信守诺,以及普遍规则对人
类敌视陌生人、愿意同和自己相似的人同甘共苦的本能反应
这是对政治自由更为严重的威胁 加以约束引起的麻烦。因此
“解放”虽然说起来是个新概念,就它摆脱传统道德的要求而言,其实也是一种很古老的现象。赢得了这种解放的人,将破坏自由
的基础,允许人们做那些将文明赖以存在的条件摧毁贻尽的事
情。一个例子是“解放神学”,尤其是南美洲天主教会中的这种
货色。不过这场运动并不限于南美洲。人们到处在以解放的名义
弃绝那些使他们能够达到目前的合作规模和程度的行为方式,因
为根据他们的观点,他们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,和集中控制的做第 72 页
法相比,法律和道德规则对个人自由的某些限制,如何使一个更
而 秩序成为可能。 大的 且是更自由的!
这些要求主要来自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传
统(十分不同于源自英国老辉格党的政治自由主义),它意味着
自由不能和个人行为受到的任何普遍限制共存。从上述伏尔泰、边沁和罗素的言论中,都可以听到这个传统的声音。不幸的是,斯图亚特 它甚至渗透到了英国“理性主义圣人”约翰 穆勒的著
作中。
在这些作者的影响下,大概尤其是在穆勒的影响下,我们只
能以服从某些行为规则为代价才能享有使我们得以形成扩展秩序
的自由这个事实,历来被用于为重返野蛮人所享有的“自由”状
态的要求进行辩护,按照 世纪思想家的定义,这些野蛮人
“尚不知财产为何物” 。 但是这种野蛮状态 其中包含着共同追
求自己同胞的具体目标以及服从头领命令的义务或责任 很难
被说成是一种自由状态(虽然它可能包含着从某些具体负担中得
到解放的内容),甚至难以把它说成是一种道德状态。只有那些
当人们根据自己的目标做出个人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普遍而抽
象的规则,才担当得起道德之名。第 73 页
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
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
前面提到 凡是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,或没有 的四条要求
被充分理解的,或目的缺少充分说明的,或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果
的,都是不合 十分符合建构论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 乎理性的
思想的口味。这两种立场本身,都来自一种对人类合作的扩展秩
序的机械论的或物理主义的解释,即来自对秩序的这样一种理
解:只要能够掌握团体中的成员所知道的全部事实,人们就可以
对一个群体进行安排或控制。然而扩展秩序不是、也不可能是这
样的秩序。
因此我愿意事先承认,传统道德和资本主义的大多数信条、制度和行为方式,都不符合这些要求或标准,而且 从这种有
都是“非理性的”和 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的角度看 “不科学
的”。此外,正像我们也已承认的那样,继续遵守传统做法的人,他们自己通常并不理解它是如何形成或如何得到维持的,因此几
乎无须奇怪,传统主义者有时为自己的做法提出的另一些所谓
“证明” , 往往十分幼稚 (从而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猎捕的对
象),并且与这些做法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无关。许多传统主义
者甚至不愿意在那些根本无法提供的证明上费心思(这使知识分
子可以指责他们是反智的或教条主义的),而是出于习惯或宗教
信仰,继续奉行自己的做法。这并不是什么“新发现”。早在第 74 页
年前,休谟就观察到了“道德规则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
论”。然而休谟的话并不足以阻止大多数近代理性主义者继续认
他们却常常把休谟引为同 凡 为 道,这实在令人莫明其妙
不是来自理性的东西,不是胡说八道,就是随意的偏见,因此他
们继续要求找到理性的证明。
不但传统的宗教信条,譬如对上帝的信仰,以及许多涉及性
和家庭的传统道德(我在本书中不想讨论这些问题),无法符合
这些要求,甚至我这里所关心的一些特殊的道德传统,私有财
产、节俭、交换、诚实守信、履行契约,等等,也是如此
考虑到这里提到的传统、制度和信念不但不符合上述逻辑
的、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要求,而且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根据另一些
理由反对它们,情况 例如奇泽姆和凯恩斯就 看起来就更加不妙
把它们视为“陈腐的负担”,韦尔斯和福斯特则认为它们是与卑
鄙的贸易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(见第六章)。它们还被视为
异化和压迫的来源,“社会不公正”的来源,这是今天特别时髦
的观点。
这些反对意见得出的结论是,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新的、得到
了理性的改造和论证的道德,它符合以上要求,因而它不会成为
一种陈腐的负担,一种异化的、压迫性的或“不公正的”力量,也不会和贸易沆瀣一气。不过这还仅仅是这些新定理的制定
者 爱因斯坦、莫诺和罗素这些社会主义者,以及自称“不道
德的”凯恩斯 为自己安排的伟大任务的一部分。还必须建立
新的理性主义语言和法律,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,现有的语言和
法律也不能符合这些要求(就此而言, 至科学规律也不符合这
些要求,见休谟, ;波普尔, 因为他们自己
已经不再相信道德有任何超自然的依据(更不用说语言、法律和
科学了),但又仍然坚信必须有某种证明,于是在他们看来这项
令人生畏的任务就显得更为迫切。第 75 页
人类因为按自己的设计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而感到自豪,因为
没有对它进行更好的设计而感到惭愧,既然如此,他现在便当真
下手这样做起来了。社会主义的目标无异于对我们传统的道德、法律和语言重新进行全盘设计,以此为据,它要把阻碍着理性、完美、真正的自由和公证制度的旧秩序,以及断定为顽固不化的
不合理状态,一扫而光。
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
这种观点以及整个这项计划所依据的理性主义标准,说
好听一点,是追求完美的建议,说难听了,不过是陈旧方法
论中一些已经信誉扫地的原理,它们可能一直与被视为科学
的东西结合在一起,但是和真正的研究毫不相干。在我们的
扩展秩序中,一个经过了高度进化的复杂的道德体系,与受
到建构主义、唯科学主义、实证主义、享乐主义和社会主义
赞成的幼稚的理性理论同时存在。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理性
和科学,而是反对这些有关理性和科学的理论,以及由此引
起的一些行为方式。只要认识到按照这样的要求没有任何事
情能得到证明,这一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。不但道德是如此,而且语言、法律甚至科学本身也是如此。
许多不熟悉科学哲学内部最近的进展和争论的人,对于我所
阐述的观点也适用于科学这一点或许会感到陌生。然而事实的确
如此,不但我们目前的科学规律无法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者所要求
的方式加以证明,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,我们终究会明白我们目
前的许多科学猜测也是错误的。指导我们做得较我们过去的认识
更为成功的观念,虽然可视为伟大的进步,但是从本质上说,它
和它的先驱一样是错误的。我们从卡尔 波普尔那儿知道(
,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尽量加快我们犯错误的过程。在这段第 76 页
时间里,如果我们抛弃所有当前不能证明为真的猜测,我们很快
就会回到那些只相信自己本能的野蛮人的水平上去。然而这就是
从笛卡尔学派的 所有唯科学主义立场 理性主义到现代实证主
所 义 建议的事情。
的确,传统道德等事情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,但是同样真实
的是,任何可能的道德规则,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提出的那些规
则,也无法用理性加以证明。因此,不管我们遵守什么规则,我
们都不 或科 能根据要求去证明它们。由此可见,有关道德
学,或法律,或语言 的任何论证,都不可能合乎道理地转变
成证明问题(见巴特利, 。如果我们因
为不知道理由,或因为我们无法提出符合要求的证明,就什么事
情都不做,我们大概也就活不了多久了。
这个证明的问题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,它部分归咎于一些错
误的、前后矛盾的假设,它们来自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流传
统,有时可以追溯到远古。证明问题上的混乱,尤其是具体到我
们主要关心的问题,也来自奥古斯特 孔德,他相信我们可以对
我们的道德体系进行全盘改造,用一种完全出自建构的、经过证
明的 (或者像孔德本人说的那样“ ,经过证实的” ) 规则系统取而
代之。
这里我不想把传统的证明要求不恰当的原因一一开列清楚。
不妨用证明道德观念的一种常见方式为例(它也适用于下一节的
论证)。应当指出,像理性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伦理学那样假定,我们的道德的目的在于创造或追求某些特定的目标,只有在这个
范围之内才能证明这种道德的合理性,这纯属无稽之谈。没有理
由认为,在进化中得到选择的这些使人们能够养育更多人口的习
惯做法,与创造幸福有多大关系,更不用说它受追求幸福的努力
所左右了。相反,有许多事情表明,单纯以幸福为目的的人,会
被那些想要保存生命的人所打败。第 77 页
我们的道德传统虽然不能按照要求的方式进行建设、证明或
证实,不过对其形成过程却是可以部分地进行改造的,并且在从
事这项工作时,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它们所满足的需要。
在我们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范围内,我们当然会要求自己在
内部批判的基础上,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以消除那些公认的缺
陷。也就是说,通过分析其各个部分的相互协调和一致性,对系
统做相应的修补,以此对我们的道德传统加 见波 以改进和修正
普尔, 。 ; :
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当代有关版权和专利的新研究,就是这种
细小改进一个实例。另一个例子是,我们认为古典的(罗马法
的)个人财产概念,主要是指我们可以用我们所喜欢的任何方式
利用或滥用某种物体的排他性权利,但是它过分简化了为维护有
效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规则,因此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成长起
来了,它希望明确如何改进传统的财产制度,以便使市场发挥更
为出色的功能。
这种分析的第一步,包括对系统如何能够产生的过程进行所
谓的“合理重建”。这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、甚至是自然史的研
究,而不是去建构、证明或证实这个系统本身。它类似于休谟的
追随者习惯于说的“猜测史学” ,它能够让人
理解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那些规则占了上风(但是绝没有忽略休
谟的基本主张,即“道德规则并不是我们的理性得出的结论”,这一点常常不能得到足够的重申)。采取这种路线的,不但有苏
格兰哲学家,还有一大批不绝如缕的文化进化研究者,从古罗马
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,到伯纳德 曼德维尔,经由赫尔德,再
到贾姆巴蒂斯 维科 塔 他有一种深刻的见解:
( “人变成了这个样子, 但他并不理解这一过程” ) ;
,以及我们提到过的德国法律史学家如萨维尼,直到门格尔。门格尔是这些人中间惟一出现在达尔文之后的人,第 78 页
但是他们全都致力于给文化制度的出现提供一种合理重构,一部
猜测的历史或进化论的解释。
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自己处境困窘,我很想说,最有可能对
那些使文明得以成长壮大的道德传统做出解释的,必定是我本人
这个行业的成员,即经济学家,他们是理解扩展秩序形成过程的
专家。惟有能够说明分立的财产之类的因素之相关作用的人,才
能解释为何这种行为方式,使遵守它的群体胜过了那些其道德更
适合于达到另一些目标的群体。我这种取悦于自己的经济学同行
的愿望有部分合理之处,假如他们中间没有那么多人受到建构主
义的影响,这一愿望也许更为妥当。
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呢?我们的“合理 么呢?我 重建”是指什
们在前面几章已对此做了概述。建构主义主张,正确的道德可以
由理性加以设计和重建,除此之外,道德至少还有两个可能的来
源。首先是我们说过的内在道德,即我们本能的道德(休戚与
共、利他主义、集体决策,等等),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不足以
维持我们目前的扩展秩序及其人口。
其次是维持着扩展秩序的、演化出来的道德(节俭、分立的
财产、诚信,等等)。我们已经知道,这种道德处在本能和理性
之间,由于对本能和理性错误的两分法而变得含糊不清。扩展秩
序依靠这种道德,因为它的产生事实上正是因为遵守其基本规则
的群体,相对其他群体而言人财两旺。我们的扩展秩序和市场的
奥妙,一个让社会主义者和建构论者栽跟头的奥妙是,和受人主
宰的过程相比,我们利用这个过程能够从可发现的资源中得到更
大的收获(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现更多的资源)。证明这种
道德的合理性,虽然不能以它使我们做到这些事情从而生存下来
为据,但是它确实使我们生存下来了,这中间大概有些需要解释
的东西。第 79 页
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;观察
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
存在着进行证明、建构或证实的可能性,这种错误假设的根
源大概是唯科学主义。但是,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就算知道了这一
点,他们无疑也会倒退到他们陈旧的方法论中另一些要求上去,它与证明的要求有关,但并不严格地依赖这种要求。例如(再回
头看看我们前面列举的要求吧)以下主张就会遭到反对:人们不
可能彻底理解传统道德规则以及它们如何发挥作用;对这些规则
的遵守并不服务于人们能够事先做出充分说明的目的;对这些规
则的遵守会产生无法直接观察到的、因而也无法确定其是否有利
的 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对它有充分的了解或预见。 后果
换言之,传统的道德规则无法满足第二、第三和第四项要
求。可以看出,这些要求相互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因此在指
出它们不同的侧重点之后,仍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。
所以为了简单地指明它们的相互联系,可以说除非人们事先知道
并能充分说明自己行为的可观察的后果,不然人们就是不理解自
己正在做什么,或自己的目的是什么。据说,如果行为是理性
的,它就必须是考虑周全的和有预见的行为。
除非用十分宽泛而肤浅的方式解释这些要求,使它们特有的
实践意义丧失殆尽,譬如说,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引
起了“创造财富”这一有利的结果,否则遵守传统行为方式,如
产生市场秩序的行为方式,显然不符合这些要求。我认为,参与
我们讨论的任何一方,都不会根据如此肤浅的解释看待这些要
求;不管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,肯定都不会有这样的意图。我们
承认,我们的传统制度并没有被人们所理解,它们不具有事先已
得到说明的有利或不利的目的和作用,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我们第 80 页
的实际处境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。而且这对于那些制度反而会更
好。
在市场条件下(就像我们的扩展秩序中的其他制度一样),出人预料的结果至关重要: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,这在个过程中,为了自己的目标(它们本身也常常十分含糊不
清)采取行动的个人,确实不知道而且不可能知道他们相互交往
的净结果。
以如下要求为例:盲目地(即缺乏理解)顺从或采取行动是
不理性的,一个有目的的行为,对它的意图和后果不但必须做到
事先有充分的了解,而且它们还必须能够被充分地观察到,并且
是最为有利的。现在我们用这种要求来衡量一下扩展秩序的概
念。当我们在产生这种秩序的广阔的进化架构内思考这一秩序
时,上述要求的荒谬之处昭然若揭。导致这种秩序本身的创立、使某些行为方式压倒另一些行为方式的决定性作用,是早先的个
人行为很久之后才产生的结果。对于这种作用于群体的结果,早
先的个人几乎不可能有所了解,即使早先的个人能够知道它们的
作用,在他们看来这种作用也很可能没有任何益处,不管后来的
个人有什么想法。对于后来的个人而言,没有理由认为,他们为
了搞清楚自己遵守其行为方式的群体为何比其他群体更加繁荣兴
旺,他们的全体成员(或任何哪个人)就应当对历史 姑不论
进化论的知识和经济学 以及必须知道的一切事情具备充分的
知识,虽然有些人无疑总是擅长于为当前的或当地的行为方式找
出各种理由。许多演化出来的规则,为扩展秩序中更大的合作与
繁荣提供了保障,它们有可能全然不同于任何能够预见的事情,甚至有可能在这一秩序的进化过程中,迟早会让某些人产生反
感。在扩展秩序中,在每个人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做什么上
起决定作用的环境,显然包含着其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就采取 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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